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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发表姜生教授对曹操及三国历史新探索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姜生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发表《曹操与原始道教》，全文3万字。文章展示诸多新史料，从道教视野重新审视曹操及三国历史，探讨曹魏走向建国过程中原始道教的重要作用。

文章要目：

一、曹操暗争天命及与原始道教的关系

(一)“黄巾”及太平道对曹操的认同

(二)抚接“米贼”与张鲁拒刘降曹

(三)控制方士与修“中黄太一”

(四)曹操“真人”之称及其在道教中的地位

二、黄初建魏及道教对曹魏黄德之承认

三、原始道教的终末论运动与汉魏禅代

文章认为，汉魏之际的历史变迁杂而多端，但在表层的历史运动之下始终潜伏着一条宗教神学的隐线索。曹操收编太平道、抚接五斗米道势力，集中控制方士，乃至“挟天子”，目的皆在暗争“天命”。曹魏欣赏曹操“真人”之号，具有同样的宗教政治内涵。曹操一生所经营之“天命在吾”的魏氏圣化大业，随曹丕黄初元年受禅得以实现。从曹操兴起直至汉魏禅代，其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文章揭示了原始道教末世论神学运动与汉魏政治神统演进之幽隐关联，以此重审曹魏建国的内在历史逻辑。

东汉末期，王室倾颓，群豪并出，窥觑神器而妄言天命，原始道教及其对帝国政治文化的冲击与重构作用，致使汉末社会政治问题更加复杂。陈寅恪先生曾说：“后汉之所以得兴，及其所以致亡，莫不由于青徐滨海妖巫之贼党。”欲解汉魏历史，仍须研究原始道教与王朝兴替之关系。

探索原始道教思想对于当时政治神统演进的驱动作用，可望揭示曹操逐步成为当命之“黄家”、汉魏禅代形势稳步形成的生动历史图景及其根源。事实表明，汉末诸雄暗争天命，且援神迹以相证，而曹操所握为最。

曹操暗争天命及与原始道教的关系，“黄巾”及太平道对曹操的认同，曹操抚接“米贼”与张鲁拒刘降曹，曹操控制方士与修“中黄太一”，曹操“真人”之称及其在道教中的地位，曹丕的黄初建魏及道教对曹魏黄德之承认，原始道教的终末论运动与汉魏禅代，皆文中涉猎的重要问题。

曾有学者提出，青州兵是一支曹操所不能控制的部队。然而从“黄德之运”这个关键问题入手就会看到，一方面曹操确实认同太平道谶言及其行动主张，并从其信仰出发试图成为这一思想的代表，因而出现双方互相接受的局面;另一方面，曹操也会因此消解一切竞争者。曹操深明黄巾运动的神学政治意义，为防其势力再度强大，不会重用黄巾旧将及其降部。如果是在早期曹操羽翼未丰之时，此说尚可理解;而经过近三十年经营，争霸之势已然形成，此时再认为青州兵无法控制，似乎不确。归降后的黄巾，不可能长期不受曹操控制，曹操因其同道信仰而能理解进而善于驱使之，为争夺“黄德之运”而对青州兵施以优容政策。这些看似不合曹操性格或有违政治常规的做法，实有其更深刻的宗教背景：曹操以宽容蓄养之姿收编黄巾，抚接张鲁，乃欲得其代言的“黄家”之“气”。同时称雄者如袁绍也曾制造“赤德衰尽，袁为黄胤”之类的舆论，觊觎黄家之位，唯其才运俱不能与曹操相论。刘备、诸葛亮亦皆不逮曹操。且有识之士已有预见。刘备常以汉家皇叔自居，选择“兴复汉室”的政治战略。然而当时的政治话语乃是“汉行气尽、黄家当立”，刘备实与时代潮流相迕。其主要决策者诸葛亮对此同样缺乏敏感性(或漠视之)，故《隆中对》对于天下大势的分析虽自成逻辑，但忽略在深处制约时代政治趋势的宗教思潮。刘备既知汉室将倾，欲继汉家大业，又不愿担负代汉的罪名，按逻辑便不能接受和运用“黄家当兴”的政治神学，只能一味推行其孤独的皇亲绍嗣救国思路。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是：汉帝从未有意与他，而见曹丕以“黄初”年号受禅称帝，向以“兴复汉室”相号召的刘备，竟在咒骂曹丕“凶逆”的同时，也于次年用“黄气”、“黄龙见武阳赤水”，即火(赤)生土(黄)式的黄德祥瑞称帝，这与其自署“汉室之胄”的战略完全矛盾。

文章指出，刘备、诸葛亮集团对汉末政治逻辑的误读，使其不能理解、正视和把握利用那个制约当时政治进程的社会思潮，故而行动上不是迟缓就是不合逻辑。同时，素以“皇叔”自居的刘备难免秉承汉家对黄巾的镇压政策，益州牧刘璋还曾邀刘备入蜀抵抗汉中张鲁。刘备入蜀前当地尚有关于天师道的记载，入蜀后则归于沉寂。张鲁坚拒刘备，表明刘备不可能得到汉中天师道的认同，因此虽然后来刘备从曹操手里夺得汉中，也不可能在汉中“得民”。

曹操控制方士的目的，并不在于方术本身。在与黄巾作战前，曹操已实践“中黄太一”存思术，所以我们看到黄巾移书说曹操与自己同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黄巾用以招引民众的治病之法中，除了使用“符水”，还包括脑神存思术。进一步地，从黄巾移书提到的“中黄太一”，可判断曹操所修即汉晋道门“脑家”的“泥丸”(脑神)存思术。晋代问世的上清派《大洞真经》等系列道书所执著探索之道术，核心也在于此。在这种道法中，人们存思的“中黄太一真君”，在脑内九宫的“玄丹宫”。

曹操被原始道教各派势力接受甚至崇拜，是因为他在事实上已被认定是代表“黄天”天命的“真人”。曹操的真人之称，及其在道教中获得的神格地位，此前学界从未涉及。

原始道教的末世论神学推动了汉末政治的更替。这一判断源于中国历史的自身逻辑。

在战国时期理性化背景下形成的秦汉帝制有一个先天缺陷：皇帝的神格在国家宗教体系中未获得应有的建构。董仲舒尝试以“天人感应论”相弥补，但皇帝不是感应的中介，而是地上的责任终端，尽管作为天子本有一定神性。这意味着，秦汉皇帝制度仍需在宗教的层面解决通天、神化、天意诠释之类的最高问题。原始道教的天师、天帝使者们，试图扮演的正是沟通天帝与天子的媒介角色，这就意味着原始道教分享甚至可能侵夺了皇家神权，所以又与作为“天之子”的皇帝的某种固有神性存在冲突。因此原始道教被目为“贼”。然而对皇帝制度缺陷的这种弥补功能，又正是原始道教的历史合理性所在，因而成为统一帝国背景下古宗教传统整合发展形成的大型社会化宗教体系，成为统一帝国的历史选择，甚至一些汉家皇帝也曾为帝国命运或自身终极意义问题求助于道教。而且原始道教的终末论信仰也正是它所声称具有的通天权的产物——本质地说，同样是天人感应论的产物。宋人叶梦得所说“甘忠可所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等，盖谶纬之始，未必不自仲舒，眭孟、李寻等为之。”可谓至言。《太平经》讨论汉家政治问题，使用着天人感应的话语背景，但把人间世界放在可被颠覆的位置，也就是说，“不欲陷人”的“天意之仁”不复可靠。这已是天人感应论无法解决的问题，是董仲舒留给汉家政治神学的一个思想漏洞，使天人感应成为汉家政治神学的一把双刃剑，并在历史运动中孕育出原始道教最具现实影响力的末世思想结构，直指汉代政治神学缺弱之处，体现原始道教之出现在当时政治生态中的逻辑合理性。

作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全国性大宗教，原始道教虽在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以不同教派出现，到东汉后期实已发展成为宗教之主流(桓帝甚至施以国家宗教祭仪)，逐渐取代秦汉以前占据统治地位的古宗教传统，同时象征着、推动着各种地域宗教文化的统一与融合(各地汉画所见的共同性宗教内涵堪为其证)。这是一种既继承上古国家祭祀系统又与之大为不同的宗教：它既代言天命、制约时代政治，又回应人在现世的长生不死欲求。以救世信仰为基础，原始道教就是这样从神学上推动了汉末政治的更替。从此，两汉历史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和道教之间的长期互动过程，中经王莽、刘秀、太平道、五斗米道的“更命”尝试，神学舆论充斥两汉，而终之于曹魏建国。

文章最后指出，回顾汉末三国历史，不难看出，事实上曹操、刘备、孙权之争是其表，终末论推纵下的禅代逻辑为其里。只不过曹操能够有意识地利用和把握“黄德之运”，而刘、孙二氏与其无缘。正是“黄德”这个出于历数又被社会心态化、神圣化的虚无缥缈却足以颠覆人心的东西，成为赢取人心夺取政权的一个关键。与其说曹氏是“历使其然”、驱除末日之灾，不如说是禅代之实现结束了人们的末日恐慌。真正的“末日”并不存在，但原始道教历数推纵的末日恐慌、对“真人”下降解除末日之灾的执着期待，却是存在的。陈寿谓“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然曹氏之能受禅天下，除政治军事方面的功业外，还在于当时社会整体的思想运动趋势，在于原始道教终末论所表达的危机与呼唤;最能体现曹操之“最优”的乃是他准确理解并掌握利用当时的道教，并能控制和驱使原始道教各大势力将“黄天当立”历数神学的焦点，一致指向曹魏一家。原始道教运动与曹魏受禅形成过程这两者之间的复杂纠葛，恰好成就与上演了汉魏时期这一宗教—政治奇观。

文章指出，中国古史研究中，似乎存在一个视野转换的问题，这种转换应该使我们掘进到更加微妙的精神的或曰心智的历史沉积层。历史学家必须回答的，应该包括历史逻辑后面的支配力量。也就是说，要探索历史背后的隐线索，一种往往为我们所忽视却内在地制约着历史进程的或许神秘甚至看似荒诞而晦涩的内在逻辑，历史就是它的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