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自律的楷模诸葛亮
诸葛亮,27岁受刘备三顾,一出山便身居高层权位,先为军师,后为蜀相。在以后27年的辅政期间,助刘备据荆州、收四川、得汉中,建立起蜀汉霸业。其权倾一国,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死后其完美人格更让世人有口皆碑,“公殁后,未见其比”,“三代而后,可谓仅有矣”。诸葛亮大名垂宇宙,不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是廉政自律的典范。究其原因,除了他才高八斗,智胜一筹,功盖三分之外,最受人敬重、最能抓住人心的还是他:守身甚重,不沽名钓誉;两袖清风,不唯利是图;秉公执法,不以权谋私;鞠躬尽力,廉政自律的人格魅力。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无论是为政,还是为文,研究诸葛亮的廉政自律品格,都是十分有益的。
一个人一旦做了官,有了职位便有了权力,这叫职权,就是自身职责范围内的权力。权有何用?只要权倾一方,便可用权获取一切,包括名和利,大到千军万马,小到一针一线,都可垂手而得。诸葛亮严于律己,尤其是廉洁守身,无论是对权、对名、对利,从不为自己留有余地,也不为他人留下缺口。凡欲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躬为表率。这里,我们分别看一看诸葛亮对于权、名、利的态度和做法。
首先,诸葛亮对于权的态度是:以权执法行政,不以权谋私、徇私枉法。诸葛亮出山以后,刘备出于信任,先拜为军师,后册封丞相。后主即位后不仅委以重任,而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身居高位,手握重权,却能秉公执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价他说:“终于邦域之内,咸威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这里所说的刑政峻,不是说法令繁苛,而是说他从严执法。有实例为证: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率军从汉中出,攻祁山伐魏。这支经诸葛亮严格训练的蜀汉大军,“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所到之处,望风披靡,一时军威大振。兵锋所至,陇西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叛魏应亮”,而且天水郡将姜维降蜀,魏国朝野为之震惊。正当战争朝着有利于蜀汉方面迅速发展的时候,前军马谡违背诸葛亮的部署,误失街亭。诸葛亮被迫撤兵。面对失利,诸葛亮痛心疾首,依照军法处死了马谡及一批败将。处置马谡是诸葛亮的权力。然而他律己从严,也深深感到自己位高权重,用人不当而失街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在上表自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的同时,申请“自贬三等”,“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他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处理了自己,表现出勇于承担责任,不诿过于人的高风亮节。诸葛亮还有辅嗣子及“君可自取”之权,而诸葛亮不越君臣之界,仅用之于辅佐和教诲。在出师伐魏之前,他在《出师表》中告诫幼主“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其叮咛之至、甚而带有训诫之词,刘禅却不以为嫌,说明是以平时养成,辅教分明,并不以权逼迫幼主。诸葛亮不以权谋私还表现在对待子女上。诸葛乔系诸葛瑾之第二子,诸葛亮早年无子时,过养为嗣子,娶刘氏公主,“拜驸马都尉”,诸葛亮视为己出,然而他从严要求,不许高官,却“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为作战前线运送粮草。因为环境艰苦,繁重的劳动,乔未到而立之年便过早地去世了。
其次,诸葛亮对于名的态度是:守身其正,决不沽名钓誉。他以淡泊与宁静的心态为基础,不故意邀取“名恬利淡”之美誉。诸葛亮如果为了名,在他手中有权的情况下,失街亭之后完全可以不上表自贬,他也不至于降为右将军。而且还要将自己之所失公布于天下,用以教育三军,接受教训。这与某些人报喜不报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欺下瞒上,推脱责任,保名保官的腐朽作风格格不入。如果说这是战事、军令、大事的话,那么与他同为刘备托孤,共辅少主的李严,于建兴七年(229年),在得知少主欲恢复诸葛亮丞相之职,并有加九锡之意时,出于好意,劝其接受的时候,却被他断然拒绝。当时的加九锡,是皇权授予的最高政治待遇,一般臣相、一般功德是难以得到的。诸葛亮不仅予以拒绝,而且专门作书答李严:“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在这里,诸葛亮明确告诉李严,先帝托付的大业未完成,知遇之恩未报,而去仿照齐桓公、晋文公,太不讲情义了。
再次,诸葛亮对于利的态度是:甘守淡泊,自奉节俭,一生清正廉洁。诸葛亮和李严是同为刘备托孤的老臣,当他拒绝其加九锡的劝说并答书之后,又从另一个角度答书李严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就是说,他当年受赐,至今已无剩余,甚至妻妾都没有与身份相称的衣服。说明平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也不奢侈。后来,他自表后主说:“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史称:“及卒,如其所言。”诸葛亮的这次受赐,是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平定益州之后,对功臣的赏赐,诸葛亮当然不能例外,也利用这次的赏赐购置了田产。然而,这在地广人稀的四川,十五顷薄地,实在不算多。更为可贵的是,诸葛亮不仅在他执政时廉洁,而且想到了他死后的廉洁。对于死,他做了廉洁薄葬的安排:“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这在秦汉以来盛于厚葬的封建社会,是一扫时风之举。他不以资财留子女。他在身为将相、手握强兵、专制一隅、势通四海的时候,靠的是十五顷薄田。他死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这十五顷薄田成为以后子弟的衣食之源。
诸葛亮一生廉洁节俭。他要求蜀汉各级官员要做到“清心寡欲,约己爱民”。大旱之年还颁布过禁酒令,规定“酿者有刑”。私藏酿酒器具者受罚。还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以训厉臣子”,并重用清正廉洁的官员。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自身的廉政自律,教育并影响着身边的人臣和子孙后代,在蜀汉政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一时廉洁成风,蜀汉高层领导集团政治清明,形成“吏不容奸,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社会风气。《三国志》载:邓芝为蜀国将军20余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侈,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董和为股肱之臣20余年,“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后任宰相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诸葛亮出仕后,大半时间在军营度过,对其子女多是耳提面命,言教劝诫。他的勤于政事,忠于职守,以身事国,忠贞不贰的精神及平素日的言行举止,耳濡目染地熏陶了子孙们。在他身后,子孙们个个志向高远,性格刚毅,忠于职守,重于国事。诸葛亮长子诸葛瞻在魏将邓艾征西伐蜀战斗中,被围于绵竹,艾遣书诱瞻,曰:“若降者,必表为琅琊王。”瞻怒,斩艾使,拒不投降,最后战死沙场,时年37岁。瞻之长子诸葛尚,也是在这次绵竹突围战中“与瞻惧殁,战死疆场”。诸葛亮第三子诸葛怀,蜀亡后,司马炎诏录怀,“公车促至,欲爵之”。怀谨守家风,决计身不事二国。诸葛亮一家三代尽节,满门忠烈。(戴苏林 赵厚廷)
资料来源:沛县纪委
转载时间:2019年11月17日
转载网址:http://www.jssjw.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