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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唐宋变革说”对于国内学界的影响
 

“唐宋变革说”最初起源于日本京都派学者内藤湖南，他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提出“唐和宋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的末端，而宋代是近世的开端”的观点，突破了学界过去“唐宋”并提的思维范式，因此也被称为“宋代近世说”。

内藤湖南从赋税制度、官员选任、货币形式、文学艺术的变革等方面列举史实，以说明唐宋之际存在着“从贵族政治到君主独裁”的变革。内藤湖南主张“在中国，平民发展时代就是君主专制时代”，认为“君主独裁”具有进步性，从而得出宋代具有近世特征的结论。

随后，其弟子宫崎市定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宋代的近世特质。此外，他还将将中国的历史发展置于世界史的发展中去观察，强调“东洋的近世”，将其与以“文艺复兴时期”为标志的“西洋的近世”相比较，试图寻求世界范围内近世化的普遍性特征。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学术界仍在延续着这个话题，日本的“宋代近世说”和“宋代中世说”之争、欧美汉学界对“内藤假说”的论证，以及中国学术界对于“唐宋之际是否存在变革?其对宋代的历史定位是否存在影响?能否被纳入近世的范畴?”的讨论。

都证实了“唐宋变革说”鲜活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源自它的开放性和独创性，“内藤氏在逐一推阐唐宋之际的种种变革时，衷心肯定其历史首创性，其内在的思想基准是东亚文明本位论”，内藤湖南在尊重中国以朝代分期的独特性上，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

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独创性;“此说的开放性则在于其独特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它为这一学术命题的继承、发展或证伪、立异都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作为一个概括式的框架，还未作出细致的论证和具体的展开，因此是一个尚未完善的开放式的学说。

李华瑞在《‘唐宋变革论’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一文中，将影响分为三个时期加以评述，第一部分是改革开放前，此时这一学说在国内影响极为有限，由于内藤湖南兼顾着史学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其首创的“唐宋变革论”也不免带有某种的政治使命。

由于政治立场的对立，我国学者一致选择对这一学说保持沉默。第二部分是改革开放后，“唐宋变革说”正式引入中国，但是受到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封建社会内部分期”的观念影响，学者们一致忽视了唐宋之际的变革对于整个社会形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者，如关履权，王曾瑜，漆侠等前辈，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唐宋之际的转变只是封建社会内部的阶段性变化，并无中国历史上变革性的意义。

直至世纪之交，这一学说才真正对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宋史研究的拓展和丰富，对于宋代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地位需要重新进行评价。此外，封建社会内部分期范式的弊端逐渐显现，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刻意回避。

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此种情况下，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唐宋变革论”的再度关注，期待能够吸收借鉴以形成新的分期范式。

    资料来源：快资讯网
    转载时间：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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