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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从传统中发现近代，开创了一种近代学术风格
 

欢迎来到百家号烟柳暗聊历史。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国在近代和日本有一些不愉快的渊源。在谈及近代中日文化关系史过程中，内藤湖南是一个绝不应被忽视的人物。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看看内藤湖南与我国有什么联系呢？下面是小编搜集到的一些资料，一起来看看吧！

 

 

在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下内藤湖南其人以及他对中国的研究。内藤湖南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称其为20世纪第一位中国学学者，也绝非言过其实。内藤湖南的同事、京都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大家狩野直喜曾说:“内藤湖南就是一部四库全书的化身，他是一个博览强记、透彻明晰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史学家，而且在经学、词章、书画鉴赏等领域也都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全才全能式的知识分子。”从笔者收藏的内藤湖南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的机智、博学，以及颇有中国传统文人气质的书法风格。

 

 

他的二儿子曾回忆说:“只要是中国的，他就都喜欢。”可见这是一位无限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对这样的大学者，笔者也充满敬仰之心，也对日本能产生这样的人物这件事惊叹不已。1866年7月，内藤湖南出生于秋田。随着年龄的增长，内藤湖南依次经历了明治、大正及昭和时代。他本名为虎次郎，而“湖南”之名，缘于他成长的地方十和田湖。小时候，内藤湖南在儒学家祖父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汉字。到40岁以前，内藤湖南一直在东京、台湾大阪等地，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内藤湖南以“中国通”而名声远扬。1907年，从41岁那年开始，内藤湖南出任京都大学教授。由于他创建的京都中国学派，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在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研究当时的中国，就得去京都大学。”内藤湖南建构起了规模庞大的、包括了各领域的中国学学术体系。例如，可见其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

 

 

中国考古文献、考古实物的收集与考证、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中国文化发展史流向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在诸多领域，内藤湖南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而其个人也是一位热衷于收藏古董、书画的藏家，而且还是一位古董鉴赏家。内藤湖南最为著名，且至今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唐宋变革论和近代中国是从宋朝开始的学说，以及文化中心移动学说。唐宋变革论和“近世宋代说”，是他创立于1922年的学说。即使经历了百年历史，他当时的学说也没有失去生命力他认为，中国在唐宋时期，已经朝着近代（近世）发展，从而脱离了中世纪。另外，他也指出，从宋朝到清朝的一千年，是君主独裁政治时代。中国的古代历史时期划分为上古、中世纪、近世这三个时期，以及其中两个过渡时期这说明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也基本上沿用了他的学说。

 

 

提出唐宋近世说的内藤湖南，其近世学说，说明他已经把中国视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在文化上“早熟”的文明大国。内藤湖南从文明史角度划分中国的历史时期的学术观点，对后来的学术界起到了指南作用。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做出了这样的预言:像唐宋近世中国的早熟文明，将趋于衰退。基于这一趋势，他主张中国应该从君主独裁制，转为共和制国家。这样的预见，表现出他卓越的洞察力。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强调，虽然中国曾经是文化中心，曾经是文化的集散地，但这种中心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它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提示，宋朝以后，中国形成“北方政治，南方文化”这两大势力区域，因此中国的文化中心将向其他地区转移。

 

 

他之所以能提出独一无二的学说，原因就在于他对中国透彻的了解，以及在对此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的结论。他曾公开发表言论称，“我自己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发表意见的”。基于这种认识，在辛亥革命时期，内藤湖南也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希望。他在《支那论》《新支那论》等文章中，为了建设新中国，提出了很多的方案。当时，很多日本论客认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首先应该考虑日本的利益。但内藤湖南与他们截然相反，他指出，在中日关系论中，应强调从文化上彼此和谐，共同发展。内藤湖南与中国著名人物文廷式、罗振玉、王国维，以及胡適都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也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始终为中国问题而苦恼，并热爱中国文化所致。他也曾与严复、张元济、张百熙、沈增植、郑孝胥等人交往，彼此交换文物并互赠自己的著作。

 

 

1911年，内藤湖南将罗振玉、王国维两位中国文化巨匠邀请到京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当时，罗振玉带到日本的甲骨文、金石文实物和拓本，给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带来知识的刺激，并成为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内藤湖南所属的京都大学，汇集了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狩野直喜教授，以及史学界其他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们聚集在一起，超越哲学、史学、文学领域，开拓了彼此融合的京都中国学学派这一学术世界。内藤湖南指出，这一学派，与现有东京大学汉学、史学研究学风是相区别的。他们采用了近代学术方法，在没有忘却传统观念的基础上，从传统中发现近代，开创了一种近代学术风格。笔者在1990年代于京都大学读研究生期间，也亲身体验到了这种与众不同的学风。

 

 

1926年，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退休，然后在东京附近的加茂町隐居，并将自己的宅邸称为恭仁山庄。恭仁山庄的交通十分不便，但前来拜访他的学者、政治家、社会名流却络绎不绝。在这些访客的名单上，还有郭沫若、马伯乐的名字。1930年代初，日本军部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那时，内藤湖南对军事侵略中国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主张应该通过经济手段进入中国，帮助其实现近代化。当然，内藤湖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虽然内心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但同时这种爱怜也有其隶属于日本对中国战略的一面。1934年4月，内藤湖南接受了“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的访问。此后过了两个月，内藤在68岁高龄上去世。

 

 

可以说你，内藤湖南对增进了两国文化人之间的友好交流，也促进了中日近代学术的交流与发展。可惜的是，一直希望中国能实现共和制的内藤湖南，没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便与世长辞了。大家觉得小编说的对吗？有任何看法都可在下方进行评论，后期小编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加精彩的文章！


    资料来源：烟柳暗聊历史
    转载时间：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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