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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葛亮文化的内涵及影响（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诸葛亮一直被誉为忠诚的楷模，勤政的榜样，廉洁的典范，智慧的化身，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而被国人世世代代尊崇敬仰，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就在三国当代，蜀汉先主刘备就评价诸葛亮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又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孟获评价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在当时的曹魏、东吴以及后世人，对诸葛亮的评价也非同一般。如：魏王曹操曾经说：“刘备不足为惧，吾实惧诸葛耳”（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东吴大帝孙权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具异人之略，若效于江东，吾不愁大事不成也”（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魏国大都督司马懿评价诸葛亮说：“此人乃天下奇才也”。又说：“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晋书·宣帝纪》）。西晋武帝司马炎评价诸葛亮说：“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见《晋书·武帝纪》）。《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康熙皇帝评价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见《清史稿》）。乾隆皇帝评价诸葛亮说：“端推诸葛是完人”（见《清史稿》和山东省临沂市“五贤祠”的《御碑》）。1771年出版的世界上最知名、最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称“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勤政廉洁的典范”，把诸葛亮与中国文化圣人孔子和千古一帝秦始皇一起，列入了世界名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清代著名学者王维新评价诸葛亮说：“两汉以来无双士、三代而后第一人”（见《清史稿》）。建国后，毛泽东主席评价说：“诸葛亮的理政和品德我是推崇的”（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看来，诸葛亮的文化思想一直被古今中外所尊崇敬仰。

多年来，国内外不少人都在认真研究探索诸葛亮的功德业绩与文化现象，先后成立了不少相关的学术研究团体，如：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会、中国《三国演义》研究会、中国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全国诸葛亮研究联会、中国国际诸葛亮研究会等等。在全国的各个三国与诸葛亮文物景点上，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常年从事研究活动。在国外的东南亚地区，也有不少研究中国三国文化的组织机构。这些研究团体和研究机构，不断组织召开相关的学术会，归纳总结，认真学习和传承诸葛亮的精神文化。正因为如此，有关诸葛亮的图书比比皆是，有关诸葛亮的警句、格言和谚语、俗语口口相传，耳熟能详，有关三国诸葛亮的影视、邮品随处可见，有关诸葛亮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诸葛亮已经成为公认的一种文化现象，倍受世人关注和崇敬，而支撑诸葛亮文化的核心，就是他的忠诚、勤政、廉洁、智慧。本人认为，忠诚谨慎是诸葛亮的个性基础，勤政奉献是诸葛亮个性的核心，廉洁无私是诸葛亮个性的极致，聪明智慧是诸葛亮综合素质的升华。
 

一、忠诚的楷模

忠诚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尧问》：“忠诚盛於内，贲於外，形於四海。”是说人的忠诚产生于思想内部，而修饰表现于外在，传播于四海。忠诚是指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对上级、对朋友等真心诚意、尽心尽力，表里一致，没有二心。如：忠诚老实、忠诚可嘉、忠诚勇敢、忠诚可靠、对祖国无限忠诚。 忠诚代表着诚信、守信和服从。

忠诚，是诸葛亮一生的做人准则，他在《兵要》一文中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是说一个人的忠诚好比鱼和水的关系，鱼没有水就会死，人如果没有忠诚的思想观念，就会变得凶残，没有人性。他还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马为策己者驰，神为通己者明”（诸葛亮《察疑第五》），简短的四句话，就把世间的忠诚比喻的十分贴切。诸葛亮的忠诚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佐先主忠诚不二：自从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邀请出山以后，就一直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辅佐。尽管刘备当时势力单薄，还没有立足之地，又被曹操追的弃新野、奔樊城、败当阳、逃夏口，东奔西走，狼狈不堪，但诸葛亮从来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和怨言，始终忠诚不二的跟随刘备，不离不弃，为刘备出谋划策，携手共度难关，帮助刘备占荆州、取益州、夺汉中，终于使刘备一步步的转危为安，势力扩大，设坛称王，成为可以与曹操和孙权对峙鼎力的强大诸侯，最后在成都立国称帝，割据一方。

章武三年（223）四月二十四日，昭烈皇帝刘备病死在白帝城（重庆市奉节县）的永安宫。临终前，刘备诏诸葛亮、李严等托付后事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必定能够安邦定国，一定可以成就大事。如果我的儿子刘禅可以辅助，便辅助他。如果他没有才干，干不了，你就可以亲自夺取皇位。当时，诸葛亮一听，立即跪地叩头，而且痛哭流涕的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见诸葛亮《泣答皇帝托孤》）。诸葛亮说，我一定会竭尽全部的力量，报效我忠贞的气节，直到我死为止！刘备被诸葛亮深深的感动了，他老泪纵横，当面给他的儿子刘禅、刘永、刘理交代，要他们今后一定要“父事丞相”，把诸葛亮当做父亲一样尊敬。后来十二年的事实证明，诸葛亮到病死在五丈原北伐前线，都一直在忠诚的辅佐后主刘禅，从来没有丝毫的不忠行为。为此，东吴太子太傅张温曾经评价说：“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见《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象诸葛亮这样忠贞不二、肝胆相照的感人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例。

（2）、辅后主专权不越位：后主刘禅即位以后，只有十七岁，根本没有实际能力管理国家，朝廷一切大事不得不都由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来处理君王的事情。当初，由于刘备率蜀汉倾国之兵为关羽报仇而在夷陵之战惨败，使蜀汉国力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东吴孙权与蜀汉的联盟关系因为刘备的伐吴而彻底决裂，破坏了原来诸葛亮苦心经营多年的“孙、刘联盟”战线，迫使东吴不得不给曹魏称臣，开始对蜀汉政权虎视眈眈。恰在此时，国内的西南少数民族首领高定、朱褒、雍闿、孟获等又乘机纷纷叛乱，烽烟四起，他们攻城略地，残杀汉人官员，人心惶惶，蜀汉政权堪称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因此，诸葛亮迅速派遣邓芝为使者恢复孙、刘联盟，解除外来压力，回过头来，又亲自率领大军南征平叛，坚决镇压西南地区叛乱首犯高定、雍闿和朱褒，同时对威信较高的孟获，采取了“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进行七纵七擒，孟获不得不十分佩服的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从而彻底征服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叛乱，安定南方。彻底解除了内忧外患的局面后，诸葛亮又全力以赴的处理内政。

诸葛亮在处理内政时，无论是国计民生、官员升迁、降职或者是赏罚，他都事事与大臣们商议，向后主刘禅请示汇报，做到了忠于职守，公正廉明，根本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和政治野心，无论做任何事情，他从来都不会越位。正因为如此，诸葛亮的忠诚、勤政、廉洁思想和行为，不但被后主认可和信任，而且被朝廷官员和老百姓尊重敬仰，真正做到了“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当时人评价说：“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见《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就连被诸葛亮亲自处理过的马谡、李严、廖立、向朗等人，都很服气，根本不怨恨诸葛亮。诸葛亮死后，有的人还失声痛哭，认为再也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而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了。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在当时影响之大。为此，蜀汉蜀郡太守杨洪评价诸葛亮说：“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象诸葛亮这样忠君敬业而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的人物，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是中华民族忠诚的楷模。
 

二、勤政的榜样

勤政一词，最早见于晋人成公绥（231—271）的《贤明颂》，文中说：“王用勤政，万国以虔。”成公绥是魏末和西晋初年的博士，历任中书郎，很有才华。由于当时的皇帝司马炎能够勤于政事，所以，他写书歌颂司马炎是贤明的君主，其他国家都会虔诚的来归属朝贡。

勤政，就是指恪尽职守，勤于政事，认真负责地为国为民做事。恪尽职守，勤于政事，历来被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所提倡，也为儒家思想所肯定，同时也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

诸葛亮自从出山辅佐刘备以来，就一直忠心耿耿、勤政敬业的为刘备和后来的蜀汉帝业勤奋做事，归纳起来，他一生中的勤政业绩有以下几个突出方面：

（1）、安民为本：诸葛亮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见《尚书》）的道理，因此，他说“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见《又称蒋琬》）。他认为，政治工作首先要以安抚老百姓为根本要务，不要去作虚假的表面工作。因此，他在益州作军师时，就十分重视水利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事，解决民生问题。当时，他自力更生发展蜀锦丝绸业和煮盐，成为当时益州重要的经济来源。做了蜀汉丞相以后，他更加重视国计民生大事。首先，他派3000士兵长期驻守在都江堰，维护和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以保证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和老百姓的生活利益。

南征时期，他给西南少数民族带去了汉民族先进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技术，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因此，至今西南各民族都还在怀念诸葛亮，说诸葛亮当年教他们盖房子。教他们种地，还教他们做漂亮的衣服和帽子。

北伐期间，诸葛亮又让军队治理汉江，发动群众，因地制宜修建堰、塘水库设施，防止旱、涝灾害。同时，又因地制宜开创冬水田，帮助老百姓种地，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军队军需，造福汉中人民。七十年代以来，勉县蜀汉墓葬出土的陶水塘、坡池、冬水田和持偛俑模型等文物，就是最好的证明（见郭清华《论勉县出土的三国文物》文博，1994年第三期）。即便是在五丈原与魏军对垒的百余天中，他还让军士轮流与当地老百姓一起种地。他说：“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进民财”，做到“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秋有余粮，以给不足”（见《诸葛亮集·治人》）。

（2）、举贤任能：诸葛亮说：“治国犹若治身，治身之道务在养神，治国之道务在举贤，是以养神治身，举贤求安”（见《诸葛亮集·举措》）。他把治国举贤和养身做了形象的比喻，充分认识到成大事必须用贤才的道理。他还说：“柱以直木为坚，辅以直士为贤。直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他又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见《举措第七》）。他认为，修建房屋必须用直木为柱子才能够坚固，辅佐必须用品格端正的人士才能够为贤良。真正的好木料出于大森林，真正的人才不但出于下面，而且都有特点和个性。选择人才一定要根据实际需要，不能够因人而设位置。不然，就要出乱子。按照这些标准，诸葛亮先后破格提拔了蒋琬、李绍、马勋、宗预、秦宓、杜威、俊彦、费祎、董允、郭攸之等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后来都成为蜀汉的栋梁之才。

在选拔人才的同时，诸葛亮还做到了“用人唯贤”不避仇。比如：建安十三年（208），刘巴北上归降了曹操，赤壁之战后，他受命为曹操招降纳叛，想帮助曹操收复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直接与刘备和诸葛亮为敌。后来，刘巴归降了益州牧刘璋，又帮助刘璋抵抗刘备取益州。刘备取益州后，诸葛亮不计前嫌，一再说刘巴是个难得的人才，劝刘备重用，果然，刘巴被刘备封为尚书令，在帮助刘备发展益州经济和稳定局势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再如黄权，原来是刘璋部将，他曾经积极帮助刘璋抵抗刘备取益州，是个强劲的对立面人物。正因为如此，诸葛亮发现他是一个各为其主的忠诚良将。刘备取益州后，诸葛亮就劝刘备破格提拔黄权为偏将军，忠心耿耿的为刘备服务。

杨洪原来是李严部下的功曹小吏，诸葛亮发现他才识非凡，破格提拔为蜀郡太守。杨洪的同乡杨戏，仅仅二十余岁，诸葛亮发现他管理监狱和法典是个人才，就破格提拔，果然，杨戏“职典刑狱，号为平当”（见《三国志·杨洪传》），口碑很好。再如，将军向宠忠诚老实，精通军事，又屡有战功，为此，诸葛亮在北伐曹魏上《出师表》时，向后主刘禅推荐说“将军向宠，性行淑匀，晓畅军事”，建议后主在他走后，国家军事方面的事务多多和向宠商议。诸葛亮认为，费祎、董允、郭攸之都是“智虑忠纯”的大臣，因此，宫中的大小事务，多和他们商量，必然会有所广益。

（3）、事必躬亲：诸葛亮早在当年刘备“三顾茅庐”的《隆中对》时，就为刘备策划了夺荆州、取益州、定汉中，和“联吴伐魏”的决策，并且毅然决然的出山辅佐刘备。从此以后，他就跟随刘备东征西讨，出谋划策，不辞劳苦，一步步实现了计划。

刘备死后，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摄一国之政事，行邦宇之大权”，他遵照白帝城托孤，全力辅佐后主。 但是，诸葛亮“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见《兵要》）。他十分明白“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勤功也。君勤其政，臣勤其事”（《便宜十六策》）的道理。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勤勤恳恳的主动做好自己份类的工作。

当时，蜀汉国力衰败，叛乱迭起，人心惶惶。加之蜀汉政权的人员既有刘备的故旧亲属派、襄阳派、益州派。外来降将派，还有不少的西南少数民族派，结构十分复杂。这些人的语言、生活习惯、信仰各有所不同，日常生活中难免发生触犯刑律和管理规定的事情。为了严肃刑律与管理章程，同时还要充分注意到各方面的具体情况，防止发生冤案或者产生更大的矛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诸葛亮事必躬亲，大小事务一一过问，凡是将士杖责二十军棍的，都要经过他的亲自审查批准，足见其繁忙和辛劳。

（4）、严于律己：诸葛亮说：“君臣上下，以礼为本；父子上下，以恩为亲；夫妇上下，以合为安。上不可以不正，下不可以不端。上枉下曲，上乱下逆”（见《君臣第二》）。短短的几句话，把各种关系的处事原则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此以来，诸葛亮始终严于律己，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处事不偏不倚。他还说：“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恃功能而失忠信”（见《将苑·出师》）。不要高高在上而瞧不起人，不要固执己见而违背众议，更不要因为自己有功劳而失信于人。作为蜀汉国家一人之下的最高领导人，诸葛亮规定自己必须做到，“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见《教令第十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

建兴五年（227），诸葛亮为了北伐曹魏，亲自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安营扎寨之后，就紧锣密鼓的准备第一次北伐事宜。次年春天，他令赵云、邓芝为疑军出击眉县，自己准备出其不意的进攻曹魏腹地祁山。为了给两路大军运送粮草，诸葛亮让自己的义子驸马都尉诸葛乔（当初，诸葛亮无子，将哥哥诸葛瑾次子诸葛乔过继为子。227年7月，才生了亲子诸葛瞻）负责押送粮草走最艰险的五百里栈道褒斜道，给赵云、邓芝军营送粮草，结果，诸葛乔累死在运粮草的路上，这时候，他才二十五岁。诸葛亮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说“乔本当回成都，思维宜同荣辱。今使乔督六百子弟兵传入谷中”。作为统帅的诸葛亮，把自己心爱的义子安排在最艰苦的道路运粮草，不搞特殊化，没想到累死在前线，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再如，建兴六年（227）春天，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他不听众将劝谏，执意派遣马谡去守街亭（今天甘肃省秦安县西北九十里之陇城镇），结果，马谡兵败又弃军逃跑，迫使蜀军全线败退，给北伐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事后，诸葛亮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除杀了心腹爱将马谡以及张休、李盛，夺了将军黄袭的兵权，处罚了陈式等其他有过之人之外，还因功劳奖励了副将王平、高翔。除此之外，他还给后主刘禅上表，追查自己失察和用人不当的严重错误，要求将自己贬官三级，以示惩罚。

（5）、赏罚分明：早在刘备214年取得益州之后，诸葛亮就和刘巴、法正等人制定了《蜀科》法典，作为管理益州的法律依据。后来，诸葛亮又定下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的相关戒律条款，明确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此让大家自觉遵守。诸葛亮认为，“教令为先，诛罚为后。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赏罚第十》）。从此以后，诸葛亮一直按照相关的法典和戒律来管理蜀汉事务，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如：

骠骑将军李严是蜀汉的重臣，刘备的心腹。刘备死后，他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关键时刻讨价还价，不服调遣，尽管诸葛亮处处关心照顾他，让着他，但他仍然不满足。建兴九年（231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曹魏时，让李严从汉中往祁山前线运粮草，李严贻误了时期，又怕军令责罚，便伪造后主刘禅诏书令诸葛亮撤军，给北伐带来严重后果，李延自作聪明，还想把责任推给诸葛亮。事后，诸葛亮查明事实真相，上表后主，将其贬官为民发配梓潼郡。

长水校尉廖立，自认为是刘备的襄阳旧部，有背景，应该是诸葛亮第二，所以狂妄自大，不分场合的蔑视刘备和廷大朝臣。为此，朝廷大臣多次向诸葛亮反映，说廖立是“乱群之羊”。经过诸葛亮多次教育，他就是不改，诸葛亮不得不上表后主，将其贬官为民，发配汶山郡。

再如益州旧臣彭羕，曾经毁谤益州牧刘璋而被处“髨刑”（剃去毛发）。后来归降刘备，他旧病复发，说三道四，诋毁朝臣。诸葛亮多次教育就是不改，因此，他提醒刘备说：“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让刘备注意此人，刘备将彭羕降职使用。彭羕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的污蔑刘备与朝臣，还联络马超准备造反。马超汇报给诸葛亮后，诸葛亮便上表刘备，将其收监，彭羕更加牢骚满腹，结果，被处死在狱中。

诸葛亮说：“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答法正书》）。诸葛亮在赏罚上从来是泾渭分明，因此深得人心。真正达到了“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见《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为官能够达到这样境界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影响感动了当时的蜀汉朝和魏国，例如，蜀汉尚书令樊建说：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诅感神明”（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董厥、樊建传”）。蜀汉的辅汉将军张裔评价诸葛亮也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见《三国志·蜀书·张裔传》）。就连魏国大鸿胪刘晔也评价说：“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实为国之栋梁也”（见《三国志·魏书·刘晔传》）。魏国扶风太守傅干评价说：“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见《补三国志·傅干传》）。

（6）、南征北伐：章武三年（223），刘备在白帝城病死，临终前托孤给诸葛亮，让他全权辅佐后主刘禅。幼主刘禅即位以后，大小事务自然而然就落在了诸葛亮肩上。这时候，蜀汉国力由于刘备为关羽报仇的夷陵之战惨败而极度的空虚，曹魏和东吴对蜀汉政权又虎视眈眈，国内的西南地区叛乱四起，形势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为了巩固蜀汉帝业，诸葛亮日夜操劳。他内修政理，安定人心，对外又迅速派遣大臣邓芝与东吴修好，尽快稳定局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内部叛乱忧患，他亲自挂帅，南征高定、雍闿、朱褒，用攻心术“七纵七擒”孟获，终于平定了西南叛乱，稳定了后方，同时也使蜀汉国力大增。

特别是，诸葛亮为了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实现他提在《出师表》中提出的“收复中原，兴复汉室”，让后主“还于旧都”长安的目的，他亲自率军进行五次北伐强大的曹魏，《三国演义》称为“六出祁山”。当时，曹魏占据全国十个州，人口四百四十三万，而蜀汉仅仅益州一个州，人口九十四万，蜀汉与曹魏在各方面的悬殊都很大。可是，诸葛亮认为，曹魏伐蜀汉是迟早的事情，“与其坐而待毙，孰于伐之”（见《后出师表》），因此，他积极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不断地主动出击，北伐曹魏，把战场摆在敌方，变被动为主动，使曹魏始终不能够实现图蜀的目的。北伐期间，诸葛亮每次都是率军亲征，运筹帷幄在第一线，直接威胁着曹魏，使曹魏“畏蜀如虎”（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为了蜀汉帝业，诸葛亮“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最后，积劳成疾，病死在五丈原军中，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见杜甫《蜀相》）的结果。他死后，还遗命葬在汉中定军山下，以自己死虎的余威为蜀汉守护着北大门，激励后来的将士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北伐曹魏。诸葛亮的这种勤政敬业精神，让后世代代怀念和称颂。
 

三、廉洁的典范

诸葛亮说：“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诸葛亮《纳言第四》）。他用浅显的比喻，来说明勤政廉洁上正下不歪的道理，需要从根本上来抓。所以，诸葛亮在日常的管理和教育事务中，处处体现出他的廉洁思想。比如：

（1）、教育子女俭以养德：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要求和教育子女们要做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同时指出“淫慢则不能励精，险燥则不能治性”。在《诫外甥书》中，他又要求子女，应该“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把简朴节俭作为道德修养最高标准，只有这样，今后才会有所作为。

（2）、要求将士们见利不贪：诸葛亮要求将士们“见利不贪，见美不淫”（见《将性篇·将志》），同时要做到“私不乱公，邪不干政”（见《君臣第二》），把公和私的关系与位置摆正确。他还指出，“高节可以厉俗”（见《将性篇·将德》），希望将士们用勤政廉洁的高风亮节来尽化社会风气，培养高尚情操。他反对将士们“侈其衣服，异其冠带”（见《用人篇·逐恶》），不喜欢将士们在穿着打扮上过分追求。

特别是，诸葛亮在《将性篇·将弊》中又指出“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这八句话，把人性中的缺点揭示的淋漓尽致，诸葛亮明确告诫后来人，在选择用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

（3）、确立考察标准：为了确立考察勤政廉洁的用人标准，诸葛亮在《用人篇·知人性》中指出：“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其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说，考察了解和识别人的道德品质有七种方法：一是让他处在是非之中而观察其立场和志向；二是与他质询辩论相关问题而观察其应变能力；三是向他咨询相关事情的计谋而看其才识；四是把紧急危难的情况告诉他而看其是否勇敢自信；五是让他醉酒而后看其能否保持常态的行为准则；六是让他接触钱财物品看其是否不贪而廉洁；七是以事情邀约或者委托看其是否守信用。诸葛亮这短短的几句话，以高度概括的惊世哲理，一针见血的言明了观察和识别人的标准与办法。为后世在识人、用人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4）、示之进退，警钟长鸣：在实行勤政廉洁的具体运作中，诸葛亮始终坚持示之进退，教育为先的策略。为此，他制定了“示之以进退，故人知禁；诱之以仁义，故人知礼；重之以事非，故人知劝；决之以赏罚，故人知信”（见《治军·善将》）和“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见《治人第六》）的措施。明确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用仁义、道德和是非观念来教育人，用公平的赏罚来取信人。在整个操作过程中，诸葛亮始终坚持“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见《答惜赦》）的原则。

为了警告和震慑那些谋私贪利而报侥幸心理的人，诸葛亮提示说：“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见《思虑第十五》）。明确告诉这些人，当你准备谋求私利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其危害，想要成功，一定要考虑到失败。这就是说，不义之财你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诸葛亮还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见《思虑第十五》）。如果考虑问题没有远见，见财起意，贪图不义之财，必然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

为了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大家抗腐蚀的防范素质，诸葛亮告诫所有将士和官吏，要他们明白“船漏则水入，囊穿则内空，……墙坏屋倾，堤决水漾”（见《阴察第十六》）的道理，一切都要从自身做起，严于律己，不要损坏国家的利益。

（5）、实行节俭：在廉洁方面，诸葛亮还号召将士节俭备荒，充实军资。他认为：“粮谷，军之最要”（《与陆逊书》）。当年，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多因“军粮不济”而退军，粮草对于军队是十分重要的。为了节约粮食，他提出：“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见《诸葛亮集》）。他号召大家不但要勤于农田躬耕，还要以身作则的节约粮食，丰收年不奢侈，灾荒年有粮食。所以，他还把俭朴节流提高到“治人之道”的高度来看待。诸葛亮认为，以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算是恰到好处，凡超过一般人的生活所需之物，都属于奢侈生活，属于禁止的范围。

（6）、裁减军队冗员：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诸葛亮还曾经实行“减兵省将”的政策，裁减军队冗员。北伐期间，他根据实际需要，让军士服役轮换制，尽量压缩兵丁，让多余的士兵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在汉中的“休士劝农”就是显著的例子。即便是在五丈原屯军的百余天，也是如此。这样以来，既节俭军费的支出，提高了军队素质，也保障了生产的发展。

（7）、遗命薄葬：建兴十二年（公元234）秋八月二十八日，诸葛亮病死于第五次北伐曹魏的五丈原军中，时年五十四岁。他临终前当面给长史杨仪、司马费祎和护军姜维交代，“死后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明确告诉世人，他死后要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靠山造坟墓，坟的大小能放进一口棺材就行，入棺安葬时就将平时所穿衣服，不穿新衣服，墓中不需要随葬任何器物，总之一切从简。根据他的遗命要求，后主刘禅将其安葬在定军山下。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诸葛亮一生中佐先主，辅后主，“摄一国之政事，行邦域之大权”，生前“官至蜀汉臣相、封武乡侯、领益州牧”，位极人臣，权重威高。可是，他死后的遗命薄葬，这与他生前的地位身份和当时的厚葬遗风形成了宣明的对比。

据《水经注·渭水》载：“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官吏称墓，百姓为坟”。这就是说，秦朝的天子墓叫“山”，如秦始皇的墓叫“骊山”。汉代帝王的墓葬叫“陵”，如长陵、安陵、杨陵、茂陵等等。王侯将相和官吏的墓葬都称为“墓”，唯独老百姓的墓葬叫“坟”，在当时，这是不可改变的定制。可是，诸葛亮遗命将自己的墓地称为“坟”，是要求他死后把自己按照普通老百姓的墓葬规格来对待，一切都越简单、越随便、越小越好，目的是不张扬、不奢华，以保持他一生的名节。其廉洁之风，后世人莫不感叹。

又据《后汉书·王符传》记载，汉代的厚葬之风盛行。当时，“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指用江南的梓、樟、楠等珍贵的木材作棺槨），多埋珠宝，偶人车马（木雕人和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时，京师和郡县的有钱人家，在老人健在的时候，不去很好的供养和孝敬爱戴，一旦死去以后，才去隆重的办丧事，不惜花巨资，造大墓，植松柏，修祠堂，讲排场，把孝道完全体现在办丧事上。从多年来全国各地的考古资料来看，也证明了汉代王侯将相墓葬的奢华程度。如：河北省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墓、咸阳市杨家湾汉墓、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徐州市狮子山汉墓、临沂市画像石汉墓、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江苏省盱眙县的大云山汉墓-----等等。已知被发掘的汉代王侯将相墓葬，绝大多数在即位以后就开始造墓，一造就是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墓葬不但规模大，品位高，埋葬的物品也极为丰富，而且有大量珍贵的金银珠宝。更重要的是，不少人还是多层丝绸或者金缕玉衣裹身，用珍稀的楠木、香樟木作多层彩绘棺椁，同时，还采取了种种防腐措施，耗资之巨大难以估算。

诸葛亮遗命的前两句，是指“凭借”定军山为坟地，入葬在此山下，而不是葬在定军山中。遗命的后三句即“冢足容棺，殓以时服，不须器物”，才是诸葛亮廉洁自律、高风亮节的具体体现，简短的三句话十二个字至真至诚，惊世骇俗，感人寰，泣鬼神，成为千古之典范。正因为如此，蜀汉的炎兴元年（263）下半年，魏国的征西将军钟会伐蜀取汉中时来到武侯墓前祭祀，面对诸葛亮的薄葬孤坟，钟会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令军士不得于亮墓所在刍、牧、樵、採”（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从此，这种制度一直延续了一千七百多年，才有了后来“十里定军草木香”之盛誉。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历代皆知诸葛亮死后是从简安葬，墓中没有什么珠宝器物，加之世人对诸葛亮的尊崇敬仰，所以，他的墓从没有被盗记录和相关传说，这也是千百年来王侯将相墓葬没有被盗的范例。

（8）、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报家产，主动公开接受监督的官员： 诸葛亮在临终前给刘禅写下了《自表后主》文书，这是他最后向后主刘禅表忠心作的思想汇报。文章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文章明确告诉我们，当时他家里只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这应当是刘备在成都建立基业后分给诸葛亮的产业。

八百株桑树应该是栽植在薄田十五倾的土地上，桑树的桑叶可以养蚕，桑果属于水果之类，虽然可以使用和卖钱，但是，不能够当粮食食用，关键是十五倾薄田，到底是多少，这才是生存的根本。

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按照官阶大小高低来分配土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至于其他人，则是“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汉代的一顷为100亩,十五顷即1500亩。依据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将汉代度量衡与今天的度量衡换算而知，汉代每亩折合今亩为0.69亩。十五顷则合为今约为1035亩。魏晋的度量衡标准较汉代稍大,但相差甚微。由此可知，诸葛亮的田产达千亩,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如此看来，十五倾田，在两晋时期相当于八品官所占的田额，按照今天的说法，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的收入。如此微薄的资产竟是丞相诸葛亮全家人的生存依托，且“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足见其艰辛生活之一斑。至于诸葛亮本人在外勤政的随身衣食，皆“悉仰于官”而“别无调度”，更“不别治生，以长尺寸”，除了官任上的配发外，别无任何外来收入。到死的时候，他也不能使自己“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报家产，主动公开接受监督的官员。他的这些感人肺腹、催人泪下的语言心声，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生也淡泊，死也清廉的高尚人格，堪称千古廉洁第一人。
 

四、智慧的化身

诸葛亮的智慧在他的一生中无处不在，无处不显。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为了抬高刘备的正统地位，塑造辅佐人物诸葛亮的形象时，虚构了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空城计等等惊心动魄的故事场面，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层出不穷，处处能够化险为夷，诸葛亮简直就是一个智慧的神人、圣人，无与伦比，因此，在老百姓心中，世世代代都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人们的口头禅经常还有“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开个诸葛亮会”、“事后诸葛亮”等等，诸葛亮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与象征，无可替代。根据诸葛亮一生的业绩，归纳起来，他的智慧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隆中对》高瞻远瞩，点石成金：东汉末年，汉室苗裔的刘备为了响应朝廷号召，毅然决然在家乡涿州起兵，镇压黄巾起义。后来的诸侯纷争中，刘备势单力薄，被诸侯追杀的东躲西藏，狼狈不堪。一介武夫的刘备深深地认识到，他急需要得力人士辅佐。终于，在襄阳隐士徐庶的推荐下，建安十二年（207），四十六岁的刘备“三顾茅庐”，拜访当时人称“卧龙”而年仅二十七岁的诸葛亮，请他指点迷津。诸葛亮十分感念汉室“皇叔”刘备的屈尊三顾，就毫无保留的给刘备交谈了他对当时时局的看法和刘备应该怎么办。由于当时谈话的地方是在隆中的草庐中，所以，后世人将这次谈话称之为《草庐对》或者《隆中对》。

《隆中对》全文如下：“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 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这段话是说： 自董卓乱政以来，各地豪杰纷纷称雄，占据州、郡的人数不胜数。曹操与袁绍相比，声望小，兵力少，然而曹操毕竟打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仅依靠的是天时，而且也是谋划得当。现在曹操已拥有百万大军，挟持皇帝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与他较量。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世了，地势险要，民众归附，不少德才兼备的人为其效命，所以，只可以把他作为外援，而不可谋取他。荆州北靠汉水、沔水，南面直通南海，可以尽收其利。它的东面和吴郡、会稽郡相连，西边和巴郡、蜀郡相通，这确实是一个战略要地，但它的主人刘表却没有能力守住它，这大概是老天拿它来资助将军的，将军你是否有意夺取它？益州地势险要，有上千里肥沃的土地，是个物产丰富，被人称为“天府”的地方，高祖凭借它建立了帝业。益州牧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在北面占据汉中威胁着他，那里人口众多，人民兴旺富裕，刘璋却不知道爱惜民力、物力，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皇室的后代，声望很高，信誉又闻名天下，如果广泛地罗致英雄，如饥似渴的招揽贤才，占据荆、益两州，守住险要的地方，同西边的各个民族和好，对南边的少数民族进行安抚，对外与孙权结为盟好，对内革新政治；一旦天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直指中原一带，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打到秦川，到那时，老百姓谁不用挑着食物，提上美酒来欢迎将军您呢？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称霸天下的事业就可以成功，汉室就可以复兴了。

《隆中对》虽然只有三百五十个字，但是，堪称语言简练，内容精辟，高瞻远瞩，点石成金，振聋发聩。刘备一听，如同拨开迷雾见青天，茅塞顿开，欣喜若狂，信心十足。他诚恳邀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诸葛亮感激刘备三顾之恩，毅然决然下山，从此以后，跟随刘备走上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为刘备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帮刘备走出困境，并且一步步发展壮大。所以，刘备当时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如果不是后来关羽的刚愎自用失去荆州而被杀，刘备又盲目伐吴给关羽报仇，人为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可以说，实现《隆中对》计划是稳操胜券。由此看来，诸葛亮在年轻时就满腹经纶，智慧超群，不愧为政治家，军事家。由于《隆中对》言辞精辟，逻辑严谨，所以，建国后，被教育部列入中学教材。

（2）、南征的“攻心为上”意义非凡：建兴三年（225），诸葛亮为了平定西南少数民族首领高定、雍闿、朱褒和孟获的反叛，亲自率军进行南征。由于西南地区基本上是由各个少数民族组成，风俗民情和语言有很大的差异，加之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因此，他们排斥汉人，屡次杀害汉族官吏，不服管理，朝廷很难征服。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诸葛亮不得不亲自率领大军南征。首先，他坚决镇压消灭了顽固派高定、朱褒和雍闿，而对在少数民族中有影响力的孟获，却采取了“七擒七纵”的攻心战术和怀柔策略，最终使孟获心悦诚服，他向诸葛亮表态说：“丞相天威，南人不复反矣”。诸葛亮给孟获和他的弟弟都进行了封赏、加官，让他们继续管理南中事务，不留汉人一兵一卒，只要求他们给朝廷进贡而已。除此之外，诸葛亮还把汉民族先进的生产、生活技术传授给西南少数民族，让他们世世代代受用。从此以后，西南地区不但不再造反，而且还不断给蜀汉朝廷进贡各种土特产和兵员，北伐军中的“飞虎五部”就是来自西南少数民族的子弟，他们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诸葛亮南征的攻心术和怀柔策略，是他智慧才能的高度体现，意义非凡，成为千古美谈和佳话，在西南地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因此，至今在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少数民族中都十分感念诸葛亮。

（3）、《出师表》深谋远虑，催人泪下：建兴五年（227）三月，诸葛亮准备开始北伐曹魏，临行前，他给后主刘禅上了前《出师表》，要求批准他亲自率军北伐。

前《出师表》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出师表》的全文意思是： 先帝开创的事业没有完成一半，却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裂成三个国家。而蜀汉国的国力民力最为薄弱，这实在是危急存亡的时候啊。然而朝中官员毫不懈怠，忠诚有志的将士在外面舍生忘死，是因为追念先帝对他们的特殊厚待，想要在陛下身上报恩啊。所以你应该广泛地听取臣下的意见，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将士为国尽忠的气节，不应该随便看轻自己，说一些不恰当的话，以致堵塞人们忠言劝谏的渠道！皇宫中内侍臣和丞相府中的人，都是国家的官员；升降官吏，评论人物，不应该因在宫中或在府中而异同。如果有人作恶犯法，或者是做了好事对国家有贡献的，都应该交给主管的官员判定他们受罚或者受赏，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千万不应当有偏袒和私心，使朝廷内外刑赏的法令不一样。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这些都是善良诚实的人，他们的志向和思虑都忠诚纯正，所以先帝把他们选拔出来留给陛下使用。我以为宫廷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来跟他们商量，然后实行，就一定能够补救缺点，防止疏漏，得到更多的成效。将军向宠，性格品行善良平正，通晓军事，过去任用他的时候，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做中部督。我认为军营中的事情，都拿来和他商量，就一定能够使军中团结和睦，量才使用，合理安排。

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兴旺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和我谈论这些事情，没有不对桓、灵二帝的昏庸感到痛心遗憾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人都是忠贞优秀、以死报国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朝的兴隆便为时不远了。

我本来是个普通百姓，在南阳郡耕田种地，只希望在乱世里苟且保全性命，并不想在诸侯中做官扬名。先帝不嫌我身份低微，见识浅陋，不惜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来探望我，向我询问当代的大事，我因此有所感而情绪激动，就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我们遇到挫折，在军败危难的紧急关头，我接受了先帝的委托重任，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办事谨慎，所以临终的时候，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重托以来，日夜担忧叹息，唯恐辜负重托，有损于先帝的明察，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荒凉地方。现在南方的叛乱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充足，我们应该勉励三军，率领他们北伐曹魏，平定中原。我愿意竭尽自己微薄之力，去铲除那些奸邪凶恶的敌人，振兴汉朝，让后主你迁回旧都洛阳，这是我报答先帝、忠于陛下的职责。至于考虑朝中政事是否可行，毫无保留地向陛下提出忠诚的劝谏，那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的任务交付给我，如果不能实现，就治我的罪，来告慰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忠言，就应当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慢失职，指明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征询治国的良策，认识、采纳正确的言论。我深切追念先帝的遗命，感到受恩匪浅，心中非常激动。现在我就要远离陛下了，面对这份奏表，禁不住泪流不止，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诸葛亮的《出师表》仅仅624个字，但它一气呵成，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表达了一代忠良为了蜀汉基业而忧国忧民的真实感情和北伐曹魏的信心，蜀汉朝廷官员和后主刘禅无不感动，批准了诸葛亮的北伐曹魏出兵汉中的请求。于是，诸葛亮令中书令陈震、丞相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留守成都，负责处理丞相府事务，协助后主刘禅料理朝政；命将军向宠管理蜀汉国留守军队；令辅汉将军李严从白帝城（今重庆市奉节县）移驻江州（重庆市），负责后方军事；命护军陈到驻守白帝城长江瞿塘峡一带，以防东吴。

在安排好一应事务的基础上，诸葛亮亲率赵云、魏延、吴懿、邓芝、向朗、杨仪等十万大军进驻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定军山下沔水以北），把定军山下的沔阳（县名，今天的勉县）作为军事基地，从此拉开了北伐曹魏的序幕。没想到，第一次北伐，因为马谡兵败失街亭而迫使诸葛亮全线退军，功亏一篑。事后，诸葛亮彻查了兵败原因，不但按军法斩杀了马谡、李盛，夺了将军黄袭兵权奖励了将军王平，而且还上表后主刘禅，主动给自己降级三级，以此惩罚自己识人和用人之过失。

由于前《出师表》文章精炼，很富有内含和教育意义，因此，建国后被教育部列入中学教材。

十一月，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再上《出师表》，他精辟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言明“与其坐而待毙，孰与伐之”的道理，请求再次北伐。后《出师表》的原文如下：

先帝虑汉，戝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尔。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曹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早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嗟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此，难可逆料。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622个字的后《出师表》，诸葛亮把自己为什么要再次北伐的目的、意义和六个方面的顾虑与看法叙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可谓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至真至诚，肝胆相照。

后《出师表》的译文如下：

先帝忧虑与魏国叛贼不能并存，帝王的事业不能偏居于一个角落，所以才把讨贼的任务托付给我。凭先帝的英明，衡量我的才能，本来就知道由我去讨贼，我的才能薄弱，而魏贼却很强大。但是不去讨伐魏贼，王业也要灭亡，与其坐着等待死亡，哪里比得上去讨伐他们呢？因此托付我去讨贼而毫不迟疑。我从接受命令以来，睡觉睡不好，吃东西不知道味道，考虑进行北伐，应该首先平定南方。所以，我五月渡过泸水，深入到不生草木不长五谷的地方，两天只能吃到一天的饭。我并非不爱惜自己，但想到王业不能偏安在蜀都一角，所以冒着危险艰难的去实现先帝的遗志，可是议论的人认为这并非上策。现在反贼刚在西方疲于奔命，又在东方忙于作战。按照兵法应当趁敌人疲劳的时候出击，这正是进攻的大好时机。所以，我恭敬地把对这些事情的意见陈述如下：

高皇帝的英明如同日月一样，他的谋臣深谋远见，但是他也历经艰险，身受创伤，才把危险转化为平安。现在陛下赶不上高帝，谋臣也不如张良、陈平、却想要从长计议，暂时不去攻取，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等着平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字，正礼，东吴的扬州牧振武将军）、王朗（字，景兴，东吴会稽太守），每人占据了州郡，我们却还在议论安危，高谈计策，动不动就引用古代圣人的话，但是大家满腹疑虑，今年不出战，明年不出征，让孙策安然地一天天强大起来，吞并了江东地区，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谋策略，比一般人远远超过，他的用兵，好象孙膑（？—前316年,本名孙伯灵，是中国战国时期齐国军事家）、吴起（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一样。但是，他在南阳被困（建安二年—197被张绣所困），在乌巢遇险（指建安五年—200，袁绍和曹操官渡之战在河南延津县县南遇险），在祁连山遭难（建安九年—204，曹操围攻袁尚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差点被伏兵所射中），在黎阳被逼（建安七年—202，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屯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曹操征讨不得），几乎在北山大败（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发生定军山大战，夏侯渊被杀，曹操救汉中，在今勉县的天荡山又被赵云、黄忠火烧粮草，大败而撤军），差点在潼关送命（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征讨马超，在陕西省潼关县被马超追杀的割须弃袍，差点送命），后来才建立伪政权苟安一时，何况我的才能薄弱，却要想不经危险来平定天下，这是我不能的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下（建安五年—220，东海郡的太守昌霸，背叛了曹操而投降刘备，曹操派兵屡攻不下，昌霸亦称昌豨），四次越度巢湖不成（曹操四次从合肥的巢湖出兵攻吴，孙权全力抵抗而未成）。任用李服（本名王子服），李服反而谋害他（建安四年—199，汉献帝以“衣带诏”密令王子服、董承、吴子兰、刘备等人谋杀曹操，次年事败，除刘备外，其余人全部被曹操所杀）；委任夏侯渊，夏侯渊却遭到败亡（219年，夏侯渊在定军山被黄忠所杀）。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有才能，还有这些失败，何况我才能低下，怎么能一定取胜？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我出兵到汉中来，其中只隔一年罢了，然而就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以及曲长，屯将七十多人，他们都是所向无敌的骁勇驰突的将士。还丧失了賨（巴人别称）、叟（蜀人别称）、青羌（西南少数民族）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些都是几十年之内，从四面八方纠合起来的精锐部队，不是一个益州所有的。假如再过几年，就要损失三分之二了，还打算拿什么来对付敌人呢？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五点。

现在百姓穷困，军队疲惫，可是战争不能停止。战争不能停止，那么防守和出击，所消耗的劳力和费用正是相等。如果不趁早打算，要靠着一个州的地方，与敌人长期相持。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第六点。

难以预料的是战争，从前先帝在当阳兵败（公元208年，曹操大军攻打刘备取荆州，在今当阳市长坂坡大败刘备），这时候，曹操拍手，认为天下已定。后来先帝东面联合吴、越，西面夺取巴、蜀，兴师北伐，杀了夏侯渊，这是曹操的失策，而复兴汉室的事业将要成功了。但是，后来东吴违背盟约，关羽失败身亡（219年，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被东吴大将吕蒙擒获所杀），我军在秭归受挫（指刘备222年为给关羽报仇，兴师攻打东吴，在夷陵被东吴大将陆逊“火烧联营七百里”而惨败），曹丕又废汉称帝（220年10月，曹丕在洛阳废汉自立魏国而称帝），一切事情都是如此，难以预料。我只能竭尽全力，不辞劳苦，辛勤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到死为止。至于事情的成功失败、顺利或者困难，不是我的聪明才智能够预见的了。

后《出师表》精辟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把诸葛亮自己为什么要再次北伐的目的、意义和六个方面的顾虑与看法叙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同时言明了“与其坐而待毙，孰与伐之”的道理，真可谓发自肺腑，至真至诚，肝胆相照。

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是他辅佐蜀汉帝业忠诚敬业与智慧的再一次体现。

（4）、五次北伐势在必行，而且卓有成效：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三国演义》称之为“六出祁山”。事实证明，不但是势在必行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首先，弱小的蜀汉，必须要因时而动，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变被动为主动，不能够顺其自然偏安一隅，坐守待毙。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北伐曹魏是势在必行的举动。

其次，诸葛亮每次都把战场摆在曹魏的敌方，给对方造成损失，使敌方被动。“出”就是主动进攻，绝不是在家门口防守，这充分显示了诸葛亮的强大魄力与足智多谋的智慧。

第三，尽管诸葛亮北伐时期的兵力仅仅十万之众，对付的是曹魏数倍人马，但是，他每次北伐曹魏都有不同的收获。比如：第一次北伐，，诸葛亮已经收复魏国三郡，使魏军举国震动，闻风丧胆，魏明帝震惊，不得不亲自坐镇长安指挥。诸葛亮的蜀军势如破竹，还收降了名将姜维。尽管后来因为马谡失街亭而导致全线撤退，但是，诸葛亮因势利导，迁西县（今天甘肃省西和县长道镇）千余家居民到汉中，增加了汉中的人口势力。第二次北伐攻打陈仓，虽然二十余天没有攻下，但是，在实际意义上吸引了曹魏主力，解除了曹魏攻打东吴的计划，实现了“围魏救赵”的策略。在退军路上，还用计射杀了魏国大将王双。第三次北伐，直接收复了魏国的武都和阴平二郡，成为蜀汉的疆域，彻底解除了益州北大门外的威胁隐患。同时，魏延还在阳溪大败魏军，斩首三千余。第四次北伐，诸葛亮大败司马懿军与天水一带，使魏军“畏蜀如虎”，不敢正面交锋。特别是，诸葛亮还收割了那里的小麦，补充军需。如果不是李严假传后主诏令让诸葛亮撤军，蜀军胜算更大。撤退时，诸葛亮又设伏射杀了魏国名将张郃。第五次北伐，使魏国大都督司马懿谈虎变色，他甘当巾帼妇女而不敢出战。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后，还用计谋吓走了司马懿，落了个“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千年话柄。为此，司马懿不得不封赠诸葛亮是“天下奇才”，自叹说“诸葛亮乃神人，吾不如也”。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的以弱胜强，处处体现了他的智慧。

注：此文已经在2013年7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本人专著《三国风云定军山》刊载

    资料来源：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
    转载时间：2019年04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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