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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躬耕襄阳隆中释疑
 

古人自述，于居里或称其郡望，如李白《与韩荆州书》：“白，陇西布衣”；或道其郡国，如僧人怀素《自叙帖》：“怀素家长沙”；或以名山大川代指，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叙》：“迁生龙门，耕牧于河山之阳”，相沿成习。以上三种情况，均非其本人籍贯或寓居的具体、准确记述，这一点，不同于史书中人物传记的既记郡又详及县邑的准确记述。如果不明了二者的异同，那么，很多古人事迹便会被肆意歪曲。

诸葛亮出山前的隐居地之争，除了由古代行政区划的范围因历史沿革资料缺略导致相竞龃龉和互不认同引起外，就是对诸葛亮自述中“躬耕于南阳”的理解程度和语义把握的偏颇所带来的不同解读。

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蜀相诸葛亮准备出师北伐，临行前上《出师表》给后主刘禅，其中自述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里的“南阳”在后来有时便被误读为南阳郡的治所宛城。但事实是，史书中并未有诸葛亮在宛城活动的记载。袁术举荐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出任豫章太守，诸葛亮与其弟诸葛均并随叔父由琅琊阳都赶往任所，但是，可能因为袁术的上表尚未到达朝廷，朝廷已任命朱皓为豫章太守，这样，一个是袁术推举的太守，一个是朝廷委任的太守，发生激烈的太守争夺战，然后呢？陈寿《三国志》诸葛亮本传云：“……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在《进诸葛亮集表》中也有相同表述：“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从这两处文字看，诸葛亮随叔父到荆州刘表处避难，然后过着躬耕生活，语意连贯，整个事件脉络极其分明。刘表时荆州治所在襄阳，因而诸葛玄既已“往依之”，并未他迁，其卒于襄阳当属无疑，故诸葛亮躬耕的陇亩亦当位于襄阳城郊不远。

当然，关于诸葛玄是否依附刘表，也有不同说法。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称诸葛玄出任豫章太守并非袁术推举，而是刘表，至被朱皓所击，退屯西城，后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为西城反民所杀。而《资治通鉴》于此事记载又颇多曲折：“刘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术所用太守诸葛玄，玄退保西城。及繇溯江西上，驻于彭泽，使（笮）融助皓攻玄。许劭谓繇曰：‘笮融出军，不顾名义者也。朱文明（指朱皓）喜推诚以信人，更使防之。’融到，果诈杀皓，代领郡事。繇进讨融，融败走，为山民所杀。”看来，诸葛玄被“西城民反”所杀更多的可能是笮融“为山民所杀”的误传，此事既不被陈寿所采纳，《资治通鉴》又予以梳理，并详述始末，因此，诸葛玄卒于襄阳更为可信。而诸葛亮躬耕之“陇亩”也必当襄阳左近。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云：“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邓县为南阳郡辖县，治所在汉水北岸，与襄阳隔江相望，而该县县境在东汉时期曾一度跨过汉水而拥有襄阳城西之地。《汉晋春秋》是史书，故而在记述诸葛亮居里时在“南阳”之下特别附带县名“邓县”。

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常往来于襄阳与隆中之间，其本传中裴松之注引《魏略》云：“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襄阳记》云：“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司马徽）。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司马徽生活于襄阳，从他的角度来说，这个“此间”必指襄阳，断无能够认定是宛城卧龙岗的可能。襄阳隆中为诸葛亮隐居和躬耕之地，为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采信。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发现，在距离诸葛亮最近的时代，他的躬耕于襄阳城西之隆中的史实并无异说，因此北宋司马光等人撰修《资治通鉴》时也以襄阳隆中为诸葛亮隐居和躬耕地：“初，琅琊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刘备在荆州，访士于司马徽……”三顾茅庐发生的次年，曹操占据荆州后，分置襄阳郡，邓县所辖汉水以南部分划归襄阳，故而再无隆中属南阳之说。

但是问题来了，襄阳郡的设置是在刘琮归降曹操后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也即是诸葛亮出山的次年，至上表自述时已是二十年之后，诸葛亮为何不自称“躬耕于襄阳”呢？难道仅仅是蜀汉政权对曹魏统治下政区建制的不承认，表明“汉贼不两立”的决心吗？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光武帝刘秀即是南阳郡蔡阳县人，同时也起兵于南阳之宛城和新野，最后恢复了大汉政权。刘备曾据守新野，其败走当阳时，后主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后主刘禅生地亦当在南阳新野县。诸葛亮上表有意把自己躬耕之地和南阳距离拉近，是在提醒后主不忘后汉所以肇兴之地，进而坚其意志，最大程度支持北伐大业。

但正是由于诸葛亮的良苦用心，其自述文字有别于记史笔法，这也令后人望文生义，为他的“躬耕地”引起争议埋下了伏笔。

如仍有很多学者不明古人自述和记史的笔法不同，而坚定地认为诸葛亮自述的“南阳”为南阳郡治所宛城为其躬耕地为可信，并断章取义地将《资治通鉴》的“寓居襄阳隆中”文义歪曲为隆中仅是诸葛亮在宛城卧龙岗躬耕前的“寓居”，和诸葛亮本传注引王隐《蜀记》之“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中的“故宅”也仅是其随叔父短暂寓居的“故宅”，躬耕地必须与此断绝开来。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诸葛亮先生要躬耕，则只能于“寓居”和“故宅”跑到汉水以北数百里外的宛城“卧龙岗”去，不实在不可思议至极吗？南阳诸县在汉水以北者，建安前后十余年间战事频仍，史书不绝，但这也成为坚持“南阳说”的根据之一，称其既然“苟全性命于乱世”，只有南阳才符合“乱世”的标准，这一说法的谬误和荒唐在于，“乱世”是时间概念，也即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的“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这一时期，然而南阳是这一时期的政区名称，是地理概念，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至于“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诸侯”，只有治理荆州十余年的刘表当之。反观南阳，郡守多变：孙坚杀太守张咨；曹操破太守袁术，袁败走；张济死穰城，曹操讨张绣，张绣困曹于宛城……可以说，当时据守南阳者，皆时日不长，无一堪当诸侯者，以诸葛亮“识时务者”的身份，“诸侯”之不存，“不求闻达”又将焉附？《资治通鉴》又载：“南阳、三辅之民流入益州数万家。”时间正是诸多战事发生的这几年，“诸葛一生唯谨慎”，如果非要去南阳治所“苟全性命”，是不是这样一位俊杰的智商比普通百姓尚犹不及？若“南阳说”的专家学者非要置史实与情理于罔顾，以诸葛亮自述中的南阳为宛城卧龙岗的话，那么他的另一条自述文字《答李严书》中“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的“东方”又该怎样搬到宛城去呢？

我们同时注意到，由于诸葛亮自述“躬耕于南阳”的说法流传甚广，影响巨大，进而成为后世文人作品中经常引用的典故，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南阳说”的流布和泛滥。如岳飞经南阳武侯祠时手书前后《出师表》的跋语：“绍兴戊午（公元1138年）秋八月望前，过南阳，谒武侯祠，遇雨，遂宿于祠内。更深秉烛，细观壁间昔贤所赞先生文祠、诗赋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觉泪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献茶毕，出纸索字，挥涕走笔，不计工拙，稍舒胸中抑郁耳。岳飞并识。”，和刘禹锡《陋室铭》：“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其实，岳飞北上抗金，途径南阳卧龙岗，感诸葛亮“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其情正与岳飞本人略同，是即景生情，无关乎“躬耕地”属实与否。《陋室铭》所称“南阳诸葛庐”，其“南阳”仅仅是为求得和“西蜀”对举。草庐在当时是普通民居，未必多么“陋”。如果必要以陋为条件的话，我倒认为颜回所居的陋巷更陋，原宪在鲁之宅更陋，这也是古人诗文中经常提到的，但无法在字面上和“西蜀”对仗，因此只能用诸葛亮的典故，目的是既照应前文“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又和“西蜀子云亭”形成对仗，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因此与其说岳飞、刘禹锡诗文中的南阳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倒不如看做他们是在各取所需，断不能作为史实依据。北宋苏轼被贬黄州时，写有前后《赤壁赋》，但东坡先生笔下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真的和“周郎赤壁”有关系吗？因此我们更不能以后代文人留下诗文的多寡来证明“躬耕地”的真伪问题。

总之，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自述文字，属文学性的记述，这样的记述会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既可以是“躬耕于南阳”，也可以是“吾本东方下士”，主观感情色彩浓厚，并无籍贯、居里的确指意义。而与诸葛亮本人自述不同的是，史家的叙述客观性强，导向性鲜明，因此诸葛亮躬耕地之“南阳说”从未进入正史记载。

    资料来源：襄阳政府网
    转载时间：2019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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