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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诸葛亮文化的内涵与影响（二）
 

五、诸葛亮廉政思想对蜀汉当朝的影响

诸葛亮的无私无畏，勤政廉洁的思想和道德品质，在当时就影响了整个蜀汉一朝，如：

1、录尚书事的费祎家无积财：费祎（?—253），字文伟，今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是蜀汉的重臣，与诸葛亮、蒋琬、董允并称为蜀汉的四相，深得诸葛亮所器重，初为丞相司马，随诸葛亮北伐。诸葛亮死后，任后军师，再为尚书令。蒋琬去世后，他接替蒋琬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在当时，费祎根据实际需要，执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为蜀汉的发展尽心竭力，自始至终效法诸葛亮的勤政廉洁思想行为。所以，他“雅性谦素，家无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见《三国志·蜀书·费祎传》）。

录尚书事，是当时总揽朝政的最高文职官员，一品。但是，费祎在诸葛亮勤政廉洁思想的影响下，严于律己，处处向诸葛亮学习，廉洁奉公，他的家里没有任何积蓄的财物，他的儿子和家人都一律穿布衣吃素食，出入从来不允许乘坐车骑，和老百姓没有什么两样。

2、尚书令刘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刘巴（?—222），字子初，今湖南省邵东县人。刘巴少时素有才名，刘表屡次推举，他都推辞不愿出仕。曹操下荆州时期，刘巴归顺曹操，受命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不想三郡为刘备所得。后来，刘巴入蜀，在益州牧刘璋手下做事。当时，刘璋准备邀请刘备入蜀对付汉中的“五斗米”教张鲁，确保益州安全，刘巴极力劝阻刘璋不要请刘备入蜀，以免引狼入室。刘备平定益州后，诸葛亮就向刘备推荐刘巴，刘巴遂被任命为刘备的左将军府西曹掾。刘备立为汉中王后，任刘巴为尚书，后代替法正为尚书令。章武元年（221）刘备立国称帝登基时，所有的文告策命都出自刘巴之笔。除此之外，刘巴还与诸葛亮、法正、李严、伊籍共造蜀汉法典《蜀科》，是个难得的人才。所以，诸葛亮曾经评价刘巴说：“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身为蜀汉“尚书令”的刘巴，处处向诸葛亮学习，他一生之中“躬履清俭，不治产业”（见《三国志·蜀书·刘巴传》）。

“尚书令”，是当时中央行政监督各部门的最高官员，是皇帝身边的得力大臣，三品，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秘书长。可是，刘巴自从归属刘备以来，十分佩服和敬重诸葛亮的人品，因此，他也一直是勤政敬业，廉洁奉公，踏踏实实的为国为民工作，从来不值家产。为此，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刘巴说：“刘巴履清尚之节”。

（3）、大将军姜维资财无余，清素节约，为当朝表率：姜维（202-264），字伯约，今甘肃甘谷县东南人。他原为曹魏天水郡的中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出祁山时降蜀汉，官至凉州刺史、征西将军。诸葛亮死后，先后任辅汉将军、封平襄侯，又迁大将军，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多次率领蜀汉军队北伐曹魏，是蜀汉中、后期的著名将领、军事统帅。但是，姜维虽然“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可他的“宅舍弊薄，资财无余，清素节约，自一时之仪表也”（见《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姜维为蜀汉一品“大将军”，是诸葛亮义收的学生，他在蜀汉功劳卓著，名声显赫，在群臣之上。但是，在清正廉洁方面，他处处向诸葛亮学习，因此，他的宅舍却十分简陋寒酸，家里没有余财，一生清廉、朴素，十分注重节约，在当时是一个表率。

（4）、掌军中郎将董和躬率以俭，恶衣素食：董和生卒不详，字幼宰，今湖北省枝江市人。他原来在益州牧刘璋手下为官，先后担任郫县、江原县、成都县令等职。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平定益州任益州牧，征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一起署理刘备的左将军、大司马府的政务。董和作为长官，亲自带头节俭，穿粗衣、吃蔬食，生活上不逾矩犯上，有意在当地推行俭朴风气，从而使当地风气有所改善，百姓都十分敬畏他。董和为官二十多年，他“躬率以俭，恶衣素食……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见《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董和是刘备所封的“掌军中郎将”，四品，忠直敢言，他和诸葛亮十分友好，遇事经常和诸葛亮磋商，深得诸葛亮的称赞。由于董和受诸葛亮廉政思想的影响，一生中以节俭为本，不喜欢奢侈衣着，喜欢素食。死的时候，董和家里没有“儋石之财”（一石合今天二十七斤，二石为儋，谓一人所担，此指少量米粟）。董和有一个儿子叫董允，在他的勤政廉洁思想培养下，后来也官至侍中兼尚书令，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列为蜀汉“四英”（见《华阳国志·刘后主传》），成为蜀汉国家的栋梁之才。

（5）、大将军邓芝生活俭朴，家无私产：邓芝（?—251）字伯苗，今河南省新野县人，刘备为益州牧时期，他先后为郫县邸阁督，历任郫县县令。刘备称帝后为广汉太守、尚书。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为了重新交好孙权，曾多次派遣他出使东吴。由于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再加他语言随和，处事机敏，很受孙权敬重。所以，他每次出使东吴都不辱使命，深得好评。诸葛亮北伐时，他又历任中监军、扬武将军、前军师。诸葛亮死后，他先后任前将军、益州刺史、阳武亭侯、车骑将军等职务，是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朝臣。

邓芝身为蜀汉“大将军二十余年”，但他在忠诚和勤政方面，处处效法诸葛亮。所以。据《三国志·蜀书·邓芝传》记载，邓芝“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十分清贫。
 

六、诸葛亮廉政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论语》说：“无欲则刚”，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私心杂念的欲望，就会直起腰板说话做事。后来，晚清时期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1785—1850）在虎门禁烟时，写下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楹联，作为座右铭，成为佳话。自诸葛亮之后，历史上所有清廉有为的官吏，无不以诸葛亮为楷模，廉政风气后继有人，事例不胜枚举。如：

（1）、好似孔明忠勤敬业的东晋大司马——陶侃，：陶侃（259-334），字士行，今江西省鄱阳市人。东晋时期名将，是我国晋代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初为县吏，后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最后任荆州、江州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大司马。

陶侃家境贫寒，仕途艰难，所以，他十分珍惜自己的仕途，处处尊崇效法诸葛亮，勤政廉洁，在当时为人称道，把他比作再世的诸葛亮（见《晋书·陶侃传》）

陶侃十分孝道，在任浔阳县吏时，一次，他派人给母亲送了一罐腌制好的鱼。他母亲湛氏收到后，又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给他说：“你身为县吏，用公家的物品送给我，不但对我没任何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担忧”。这件事陶侃受到很深的教育，从此以后，陶侃不但勤政为先，而且处处廉洁自律，严格要求自己。

（2）、卖狗嫁女的东晋刺史——吴隐之：吴隐之（?—414），字处默，东晋鄄城（今天山东省鄄城县人，。吴隐之自幼饱览诗书，熟读《三国志》，特别尊崇敬仰诸葛亮。所以，他的家境虽然贫寒，即使每天喝粥，也不受外来之财。后来，他以真才实学任吏部尚书，成为辅国功曹，继而历任御史中丞、左卫将军、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右卫卒、领著作郎、右卫将军、广州刺史等职。吴隐之一生勤政清廉，是当时著名的廉吏（见《晋书·吴隐之传》）。

由于吴隐之本身做官清廉，没有其他收入。他的官俸绝大多数都用于补贴公用或者捐赠给有困难的老百姓，所以，他和家人的生活十分清贫。有一年，吴隐之要嫁女，但家中根本就拿不出嫁女的嫁资。他的直接上司谢石（327—388，东晋将领。字石奴，是著名的“淝水之战”中的重要将领），知道吴隐之的家穷，便吩咐手下人带去办喜事所需的钱财物品并且派人帮忙操办。他们到了吴隐之家，只见里外冷冷静静，毫无办喜事的气氛。原来是没钱，也不愿意张扬。谢石的人送上钱财礼物，开始帮助张罗喜事。吴隐之知道自己的上司谢石是个有名的贪财敛财的主，名声不好。所以，他不愿意因此而沾染。于是，他拒收上司的财物，也不让他们帮忙。他让自己家的家人牵了一只狗去市上卖，靠卖狗的钱来做女儿的微薄嫁资。这件事，给后世留下了千古美谈。

（3）、勤政廉洁、执法如山的开封知府——包拯：包拯（999—1062），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字希仁。北宋天圣（1023—1032）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后担任三司户部副使，授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知府、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卒于位，谥号“孝肃”。

包拯十分敬仰诸葛亮的勤政廉洁和魏征的直言进谏，因此，他“执法不避亲党”，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称为“包青天”。在勤政廉洁方面，他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他还说：“廉洁从政，为官之道”（见《宋史·包拯传》）。因此，包拯一生勤政廉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有关他的故事代代传承。如：

有个犯人过堂时，为逃避皮肉之苦，便花钱买通了一个府吏。那个府吏说：“我是在知府面前记录供词的。你见到知府时，只管大声喊叫”。到了那天，犯人被带到包拯面前，果然大声喊冤起来。那个受了贿赂的府吏说：“这个犯人不知好歹，受过杖脊就可以出去了，还大叫大喊什么”?包拯看了一眼，立刻看出了破绽。他把那犯人放走，叫手下把府吏拿住，一审之下，府吏供出真相。包公判他代替那个犯人承受杖脊的刑罚（见沈括的《梦溪笔谈》）。

再如，包拯升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州后，知道端州出产端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它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上任之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后来，包拯升任要离开端州，他的船遇到了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他的。包拯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据民间传说，那里有一个名叫“砚州岛””的岛屿，就是当年包公掷端砚的遗迹，下游的“黄布沙”就是包住端砚的黄布。

（4）、公生明 廉生威的山东巡抚——年富： 年富（1395—1464），字大有，今天安徽省怀远县人。年富历事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和宪宗，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不论在哪里，他都能清廉刚正，始终不渝，从而成为一代名臣。

当时，顾景祥为泰安知州时，就写下了“公生明，廉生威”的《官箴》，挂在大堂的墙上，以此引以自戒的座右铭，因此，顾景祥为官清正廉明，口碑很好。年富在做了山东巡抚后，在视察泰安知州工作时，发现顾景祥写的《官箴》意义深远，年富遂作文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 廉生威”。将此文刻立石碑于泰安府衙，既是对知州顾景祥业绩的表彰肯定，也是作为他自己为官清正廉明的座右铭。据《明史·年富传》载，他是一代廉史。后来，这个“公生明 廉生威”的格言，就一直成为明清以来一些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

（5）、两袖清风的兵部右侍郎——于谦：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总督军务。于谦是明代名臣，民族英雄。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肆无忌惮地以权纳贿。百官争相献媚。每逢朝会期间，官员必须给王振献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酒食款待。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为此，还特意写了《入京》诗以明志：“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百姓话短长”。从此以后，“两袖清风”的成语就这样产生了。于谦深深地得罪了太监王振，开始指示手下人给于谦找事报复，诬陷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诋毁朝廷，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百姓听说于谦被判处死刑，一时间群民共愤，联名上书。王振一看众怒难犯，便谎称从前也有个名叫于谦的人和他有恩怨，说是把从前那个于谦和现在这个于谦搞错了，这样才把于谦放了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百姓数千人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于是再命于谦为山东巡抚。

正统十三年（1448），于谦被召回京，再任兵部左侍郎。由于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而贪得无厌的大臣与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天顺元年（1457），于谦以“谋逆”罪被冤杀。于谦被杀之后，按例进行抄家，可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才发现于谦“家无余财”，，除了生活必需品外，根本就什么也没有。弘治年间（1488—1505），孝宗皇帝朱祐樘追谥于谦为“肃愍”。后来，万历皇帝又改谥为“忠肃”（见《明史·于谦传》）。老百姓为了纪念于谦，在北京、杭州等地为他修祠堂，同时把他与南宋的岳父、南明的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6）、一生清正廉洁的都御使——海瑞：海瑞（1515-1587），字汝贤，号刚峰，今海南省琼州人。历任知县、州判官、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海瑞一生学习效法诸葛亮的忠诚、勤政、廉洁思想，所以他严于律己，洁身自爱，十分清贫，从不谄媚逢迎，始终坚持忠心耿耿为民办事，直言敢谏。他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

海瑞在浙江淳安任知县时，就定下许多规矩，如均平徭役，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穿布衣，吃素食，种植蔬菜自给自足。为了反对贪污，海瑞革去了历届相传的知县常例。所谓“常例”，就是摊派在田赋上的加收，作为县官的律贴。他反对行贿，自己也从来不干。有人劝他随潮流一点，他愤然道：“全天下的官都不上给官行贿，难道就都不升官?全天下的官都给上官行贿， 又难道都不降官?怎么可以为了这个来葬送自己呢”?又说；“充军也罢，死罪也罢，都甘心忍受。这种行径，却干不得”（见《明史·海瑞传》）。

海瑞作巡抚时，拒绝任何人送礼，连多年老朋友送的人情也婉言谢绝。所以，他作官多年，过的仍然是穷书生的日子。有一天，海瑞买了两斤肉，为母亲过生日。总督胡宗宪听到后，大为惊奇，对别人说道：“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盖笑之也”。认为海瑞买了两斤肉就十分新鲜，不可思议，足见其廉洁一斑。有关他的清正廉洁故事，堪称枚不胜举。

万历十四年（1587），海瑞病死在南京的官任上，百姓知道消息后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在南京做官的同乡人苏民怀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竹箱子里仅有八两银子，麻布两丈和几件旧衣服。当时就称赞海瑞是“不怕死，不爱钱，不结伙”的好官。这九个字，概括了海瑞勤政廉洁的一生。 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刚正不阿的清官典范、正义的象征，被老百姓称为“海情天”。

（7）、天下廉吏第一的总督——于成龙：于成龙（1617—1684）， 字北溟，号于山，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他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以来，历任知县、知府、知州、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太学士等职，赠太子太保，死后追谥“清端”。于成龙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勤政廉洁，曾经三次被推举为“卓异”（非常的优秀），深得百姓爱戴。为此，康熙皇帝赞誉他是“天下廉吏第一”（见《清史稿·于成龙传》）。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学习诸葛亮过着耕读生活，他博览群书，受到较正规的儒家思想教育。在广西省罗城县任知县时，就处处严于律己，勤奋向上，业绩卓著，被两广总督金光祖举荐为唯一的“卓异”，被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离开罗城县时，他连赴任的路资也没有，出现了百姓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追送数十里的感人情景。

四年后，于成龙又升湖广下江陆道道员，驻今湖北省新春县。在湖北期间，无论地位和环境有很大改善，他仍保持异于常人的艰苦生活作风。在灾荒岁月，为了让富户解囊，解救百姓苦难，他更以身作则，把仅剩的一匹供骑乘的骡子也卖了十余两银子，全部捐给老百姓。他的生活是以糠代粮，把节余的口粮和薪俸都救济了灾民。因此，当时的百姓在歌谣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数足，唯学于公食糠粥”。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福建按察使离开湖北时，依然只有一捆行囊，两袖清风，他沿途以萝卜为干粮。后来，他升任两江总督后，依然保持清廉简朴的生活，“日啖青菜数把”，为此，江南人称其为“于青菜”。他死后，遗物仅存一点日常生活的大米和食盐而已，别无他有。

（8）、以诸葛亮自居的军机大臣——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是说他是湘江畔的一位朴素农民。左宗棠是晚清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少时遍读群书，钻研兵法，尤其喜欢三国诸葛亮的勤政廉洁和智慧。所以，他经常以诸葛亮自居，给人写信时，不署姓名，只署“老亮”。他认为，“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正因为如此，他处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当初为官时，曾国藩因为他一心扑在治军上而不顾家，就规定每年给他三百六十金养家，还赐给他一所住宅，结果，都被左宗棠谢绝了。为此，曾国藩评价左宗棠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其廉俭若此，自媿不如”。

左宗棠为官几十年来，他不仅分文不取身外钱财，而且份内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也被他用于公事。例如：同治八年（1869），湖南湘阴水灾，他捐银一万两；光绪三年（1877），陕甘大旱，他捐给陕西白银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除此之外，还自费刊印了《四书五经》、《棉书》、《种棉十要》等大量书籍，分发陕甘各地，以期恢复那里的文化教育，指导百姓发展生产。在左宗棠勤政廉洁思想的影响下，他的部下当时就出现了一大批廉洁官员。
 

七、诸葛亮文化思想的形成和成名基因

在中国古代文化长河中，诸葛亮是一位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国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平民，有口皆碑、千古传颂的智圣和贤相。为了蜀汉帝业的发展壮大，他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廉洁奉公，尽忠尽智的献身精神影响了后世许多人，在我国古代伟人先哲中，达到家喻户晓、人人尊崇敬仰的程度是少有的。因此，诸葛亮世世代代名播天下、譽满古今中外，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这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究其原因，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诸葛亮身上，几乎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固有的全部美德，因此，他是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和偶像，是追求完美人生的航标。直到今天，他的忠诚、勤政和廉洁思想，仍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的高尚品德和聪睿才智是我们尊崇的楷模，并且代代传承。

那么，诸葛亮的忠诚、勤政、廉洁思想和睿智是怎样形成的?他又是如何成为千古名人的呢?

1、渊源家学和名士影响，是诸葛亮文化思想的形成与成名基础：

诸葛亮出生在今天的山东省沂南县黄瞳村，他的先祖诸葛丰，官至“司隶校尉”，是监督京师和地方的监察官。父亲诸葛珪，做过“泰山郡丞”，是郡守的佐官。所以，诸葛亮在官宦书香门第的熏陶下，接受和继承了渊源的家学之风，使他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家庭管理和教育。他的家乡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齐文化孕育出了“武圣孙子”和“孙膑”，鲁文化孕育出了“文圣人孔子”以及孟子、管仲、晏婴等一代名家。诸葛亮在家乡故土度过了十三年的少年时代，自然会受到“齐、鲁文化”的孕育和熏陶。家庭和家乡的基础文化耳濡目染，刻骨铭心，这是他走上成名之路内在的思想基础。

诸葛亮三岁丧父，八岁丧母，两个姐姐和弟弟诸葛均全靠叔父诸葛玄抚养。为此，诸葛玄先后带领他们到过豫章（今天江西省南昌市），又赴荆州投刘表，诸葛亮在刘表办的“学业堂”读书。后来，两个姐姐出嫁，诸葛玄病死，于是，17岁的诸葛亮就和弟弟诸葛均开始自食其力，在荆州的襄阳隆中隐居躬耕，度过了他成才的最关键的十年，而荆襄之地恰恰是诸葛亮的成才之地。在此期间，诸葛亮并不愿意消极遁世，甘当隐逸。于是，他在劳作闲暇时间就博览群书，面壁苦读，观其大略，不求精熟，将节省的时间精力更多花在走向社会，广交朋友上。他曾经多次外出漫游，开拓眼界，增长知识。也曾经抱膝长啸，登高鼓琴，攀岩对弈。在广泛接触社会的实践中，他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广博的阅读和社会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诸葛亮的知识领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智者和很有修养的名人。

在博览古今典籍时，他涉猎了大量诸子百家的经典作品，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躬耕之余，他拜师求教，接触了当时因避战乱而汇聚到荆襄的一大批鸿儒才俊，使他对时政了如指掌。当时，他不仅与博学多艺、具有时政见解的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庞统、马良、杨仪、向朗等志同道合的同辈结为知己，切磋学问，相互勉励，畅谈形势，议论古今。而且，他还与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等前辈名流交往甚密。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他听到了他们对国家盛衰存亡与现实利弊的评价，也听到了对古今成败经验教训的谈论，耳濡目染，受益匪浅。在老师的引导和学友们的启发与帮助下，诸葛亮很快解决了读书求知中的种种疑难，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表现出非凡的才识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为此，诸葛亮常常把自己比作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战国时期的燕国上将乐毅，认为自己将来一定会具有辅佐帝王之才。

当时，与诸葛亮交往密切的师友司马徽、徐庶等，他们都深知诸葛亮的鸿鹄之志，认为他学识超群，满腹经纶，认定年轻的诸葛亮将来必能建立名垂青史的奇功伟业。特别是，当时以善于识别人才而被称道的水镜先生司马徽，认定诸葛亮必定是匡扶天下的“俊杰”。庞德公也称赞诸葛亮是“卧龙”，比喻年轻的诸葛亮学识广博，睿智聪慧，胸怀宽广，目光远大，犹如蛰伏的蛟龙，只期待遇到明主，便会腾空而起。

2、汇通百家，《隆中对》策是诸葛亮成名的关键：

诸葛亮的文化思想，包容了儒家孔孟之道的道德观念和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境界，吸纳了道家黄老之学的阴阳八卦知识和认识自然天体的精髓，同时又具备了法家治乱安危、经国济民的理念和手段，在他的身上，集中汇聚了中华民族各个时期文化流派的优秀思想和渊博知识，因此，他不但是中华民族一个典型的博学多才人物，而且也因地制宜应用的恰到好处。

公元207年，汉室苗裔的刘备为了匡扶汉室而东征西讨，屡遭失败，无立锥之地。为此，他求贤若渴，急需智者辅佐。在徐庶和司马徽的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指点迷津。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客观详尽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十分具体的为刘备制定了立国取天下的总纲领，明确提出了实现《隆中对》这个纲领的具体办法是落实四条路线，还要经过三个步骤，才能够达到目的。这四条路线是：

一是统一认识、坚定意志的思想路线。诸葛亮认真分析了曹操、孙权、刘表、刘璋等人，从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彻底清除了笼罩在刘备心头的阴霾，坚定了刘备求发展的信心。

二是立国安民政治路线。诸葛亮希望刘备“内修政理”，招贤纳士，积极进取。绝不能够固步自封，坐等挨打。要始终把“兴复汉室”作为政治目标和口号，激励将士奋发图强。

三是谋求统一的军事路线，这是《隆中对》的核心。首先，要“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夺取地盘，建立根据地。其次是，时机成熟，则可以从荆州和益州进击中原，夺取天下。

四是联络孙权等盟友力量一致对付曹操的外交路线。《出师表》用“西和”、“南抚”、“东联”、“北伐”八个字：进行了高度的概括。目标明确，层次清楚，意义非凡。

实现这个纲领的步骤是：第一步，必须占据荆州、益州，夺取汉中。第二步，改善政治，稳定内部，联合盟友，壮大自己，孤立曹操。第三步，待机北伐曹操，完成统一大业。

诸葛亮的《隆中对》情真意切，言简意赅，层次清楚，合情合理，具有实事求是的可操作性，读起来朗朗上口，耐人寻味。特别是，它预言了后来的三分天下，真可谓远见卓识。所以，《隆中对》被后世视为“千古奇策”，这是诸葛亮未出茅庐就名扬天下的关键。

3、尽忠尽智，治理蜀汉是诸葛亮勤政廉洁思想形成的精要：

诸葛亮辅佐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时，处处凸显出他卓越的聪睿才干。在尽忠尽智的实际工作方面，他事事谦虚谨慎，身体力行，从无二心，更不会越权，所以，人人敬仰。如：

建安十三年（208），荆州牧刘表病死，曹操乘机率领几十万大军南下，决心要收复荆州，灭掉刘备，再挥师南下灭掉孙权。当时的刘备被曹操追的弃新野、逃襄阳、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堪称狼狈不堪，形势十分危急。诸葛亮在刘备最危难之际，主动请缨，到东吴说服孙权联盟，共同在赤壁大败不可一世的曹操，转危为安，扩大了势力，还帮助刘备拿下来荆州四郡，使刘备有了荆州之地，从此有了发展空间，形成了三分天下的鼎立局势。

为了实现《隆中对》夺取益州的计划，建安十六年（211），诸葛亮又运筹帷幄，帮助刘备取西川。不到三年时间，便平定了益州全境，使刘备有了益州之地。紧接着，又夺取了汉中郡，使刘备在此设坛称“汉中王”。此时，在诸葛亮的全力帮助指导下，刘备完全实现了“跨有荆、益”和汉中的计划，势力大增，为建立后来的蜀汉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二十五年（220）七月，曹操病死，十月，其长子曹丕代汉立国，国号“魏”，改元“黄初”，都洛阳。为了继承大汉帝业，刘备遂在次年（221）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改元“章武”，封封百官，诸葛亮为丞相、益州牧，成为刘备的“股肱之臣”。他全权辅佐刘备。在这期间，诸葛亮尽职尽责的整治吏治，严峻法律，赏罚严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振兴经济，短时间就使蜀汉国繁荣富强，老百姓安居乐业。

章武二年（222），刘备为给关羽报仇举兵伐吴，惨败夷陵（今天湖北省宜昌市），病倒在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临终前，遗命托孤于诸葛亮，让他全权辅佐后主刘禅。如果刘禅不才，“君可自取”。但是，诸葛亮叩头流血，决心“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全力辅佐后主。十七岁的后主刘禅即位后，蜀汉国家的军政事务不论大小，全由诸葛亮裁决，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一切秉公办事，处处体现公正廉明。如此以来，使蜀汉国“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见《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价）。这样的优秀人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从诸葛亮出山以来，到他全力辅佐后主刘禅期间，，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是忠心耿耿，无私无畏，廉洁奉公，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的树立蜀汉国威，敢于和强大的曹魏抗衡，把国家利益看的最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些可歌可泣的事实，不难看出诸葛亮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这也正是他名垂青史、誉冠古今的精要所在。

4、拓土开疆，北伐曹魏是诸葛亮成名的聚焦

北伐曹魏，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既定的战略方针，也是诸葛亮报“三顾之恩”，尽“托孤之忠”，达到“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让后主刘禅“还于旧都”长安的目的，更是富国强兵和忠君的措施。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认真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说：“与其坐而待毙，孰于伐之”。与其等待被曹魏所灭，还不如主动攻打曹魏，来争取主动。因此，北伐曹魏在当时是势在必行而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

为了北伐曹魏，诸葛亮于建兴五至十二年（227—234），率诸军北驻汉中，“营沔北、阳平、石马”，即今勉县老城至旧州铺一带的汉江北岸。汉中是蜀的咽喉要隘，“若无汉中，则无蜀矣”（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汉中靠近北伐前线，这里山环水抱，古道纵横，易守难攻。特别是，这里物产丰富，可以“广农积谷”（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因此，诸葛亮以汉中为根据地，先后向曹魏展开五次北伐，《三国演义》称为“六出祁山”。

八年的北伐中，诸葛亮先后做了以下几方面十分有深远影响的事情：

一是前后对曹魏进行了五次北伐。这五次北伐不但是势在必行的举措，而且次次意义非凡，影响很大。

二是在定军山下“教兵演武 ,推演八阵图”，以此训练军队，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又“改革连弩，造木牛流马”，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科技活动。其中，诸葛亮的八阵图、十矢具发的连弩和木牛流马至今都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三大难关，没有被突破而被世人关注。

三是在汉中的定军山下让军队“休士劝农”，和老百姓一起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抬田造地，耕种农田，发展农业和副业生产，解决军队粮草之需，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四是诸葛亮死后遗命葬在汉中定军山下，他以自己死虎的余威来护卫蜀汉的北大门汉中，激励将士们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北伐大业，其情、其志，感人至深。

诸葛亮的八年北伐，是他二十七年戎马生涯中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活动的精华，也是他忠诚、勤政、廉洁、智慧的高度体现，更是他青史留名而被世世代代尊崇敬仰的聚焦。
 

八、万民祭奠诸葛亮，后主敕建武侯祠

诸葛亮死后的二十九年中，定军山下仅一座孤坟，一抔黄土。尽管当时有人提出给诸葛亮立祠纪念，但是，后主刘禅以“不和礼秩”为由，就是不允许。正因为如此，蜀汉各民族老百姓才更加怀念诸葛亮，他们“思其恩泽、颂其功德、赞其睿智、祀其英灵”而“纷纷私祭于道陌、市井”，以各种形式自发的祭奠诸葛亮，以寄托哀思，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壮举。当时，由于刘禅自己昏庸无能，又听信宦官黄浩等人的谗言，加之蒋琬、费祎、董允等先后死去，最终导致蜀汉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国内形势极不稳定。恰在此时，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丞相长史向朗的弟弟，襄阳人）等百官联名给后主刘禅上书，强烈要求给诸葛亮修祠立庙，“千秋供奉，以时赐祭”。刘禅迫于国势民心的压力和维护蜀汉政权的需要，不得不借助诸葛亮这尊神在民间和朝廷的影响力，来维护他的政权。所以才于景耀六年（公元263）上半年，下诏为诸葛亮在定军山下“因近其墓”而“诏为亮立庙沔阳”（今勉县县名），修建了天下第一座武侯祠。诏书同时还规定：立庙之日起，“凡亲属、臣吏、百姓赐祭诸葛亮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从此以后，“扫墓、祭庙、吊武侯的祀典庙会始从之”（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由于当时天下第一座武侯祠就建在武侯墓，使武侯墓成了祭祀诸葛亮的唯一场所，所以，被代代传承延续至今，形成了武侯墓千年庙会而经久不衰，并且代代传承。

立祠之时，后主刘禅给武侯墓前栽植了两株汉桂，称为“护墓双汉桂”。围绕墓周，又栽植了五十四株汉柏，象征诸葛亮在生之年。同时，给今天的武侯祠—当年诸葛亮北伐前期的中军帐所在地栽植了六十四株汉柏，象征诸葛亮在定军山下所摆的六十四阵八阵图。代远年湮，沧桑多变，武侯墓现存二十二株汉柏，武侯祠现存十八株汉柏，株株挺拔苍翠。后来经过科学测定，确认是汉柏和汉桂，属于货真价实的汉代珍贵文物。

从景耀六年春二月立祠，到秋八月魏就灭蜀，前后时间仅仅半年，所以，分析当时的武侯祠规模肯定不大，但它是唯一由皇帝下诏修建的，意义非凡。就创建史而言，它比成都武侯祠早四十二年，堪称天下第一武侯祠。今天的勉县武侯祠，是明朝正德八年才从武侯墓迁建的（见清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后经历次修葺扩建，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据清代张樹的《诸葛武侯集·遗迹》介绍，清代以前，国内各地的武侯祠就有数百个。本人出版的《诸葛亮与中国武侯祠》一书统计，全国现存的武侯遗迹还有近百处，诸葛亮的武侯祠、庙在全国十个省、市还有十余个，它们都是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著名的旅游地，接待着国内外游客参观游览，踏青观光，逐景揽胜，凭吊诸葛亮这位民族先贤。
 

九、历史评价

诸葛亮的一生,以其忠诚、勤政、廉洁、智慧美德获得了华夏民族的普遍爱戴和尊敬，因此，历代统治阶级为他追封加爵，极力推崇，树为楷模。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对诸葛亮进行肯定、褒扬、赞颂、评价的人物枚不胜举，俯拾即是，如：

（1）、三国时期相关人物对诸葛亮的评价：

徐庶评价诸葛亮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著名隐士司马徽（?—208）评价诸葛亮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卧龙”（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蜀汉先主刘备（161—223）评价诸葛亮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又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蜀汉蜀郡太守杨洪（?—228）评价诸葛亮说：“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蜀汉车骑将军邓芝（?—251）说：“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见《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西南少数民族首领孟获评价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蜀汉尚书令樊建说：诸葛亮“闻恶必改，而不矜过，赏罚之信诅感神明”（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附“董厥、樊建传”）。

蜀汉射声校尉杨戏（?—261）在所著《季汉辅臣赞》中称赞诸葛亮说：“忠武英高，献策江滨，攀吴连蜀，权我世真。受遗阿衡，整武齐文，敷陈德教，理物移风，贤愚竞心，佥忘其身。诞静邦内，四裔以绥，屡临敌庭，实耀其威，研精大国，恨于未夷”。

蜀汉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给后主上书修建武侯祠时说：“诸葛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蜀汉辅汉将军张裔（165—230）评价诸葛亮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见《三国志·蜀书·张裔传》）。

东吴大帝孙权（182—252）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具异人之略，若效于江东，吾不愁大事不成也”（见《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东吴太子太傅张温（193—230）说：“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无疑贰”（见《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魏王曹操（155—220）说：“刘备不足为惧，吾实惧诸葛耳”（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魏国太尉贾诩（147—223）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善治国，军机之略其亦可代为”（见《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魏国大鸿胪刘晔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实为国之栋梁也”（见《三国志·魏书·刘晔传》）

魏国扶风太守傅干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见《补三国志·傅干传》）。

魏国大都督司马懿（179—251）评价诸葛亮说：“此人乃天下奇才也”。又说：“诸葛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晋书·宣帝纪》）。

（2）、三国以后各个时期对诸葛亮的评价：

西晋《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西晋给事中袁准评价诸葛亮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

西晋武帝司马炎（179—251）评价诸葛亮说：“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见《晋书·武帝纪》）。

西晋代郡太守郭冲评价诸葛亮说：“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五事记》）。

东晋散骑常侍常璩评价诸葛亮说：“治国以礼民无怨声，不滥用私刑，没尚有余泣”。又说：“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摄于大国之间，以弱为强，犹可自保”（见《华阳国志》）。

东晋文学家袁宏（328—376）评价诸葛亮说：“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法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见《三国名臣赞》）。

南朝陈国光禄大夫王通评价诸葛亮说：“若诸葛亮不死，则礼乐大兴”（见《陈书·列传》）。

唐代职方郎中孙樵评价诸葛亮说：“武侯死殆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见《新唐书·艺文志》）。

唐代大诗人杜甫（712—770）评价诸葛亮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说：“诸葛大名垂宇宙”（见《全唐诗·蜀相》和《咏怀古迹》）。

明代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刘伯温（1311—1375）评价诸葛亮说：“军在于治。诸葛亮连年征战而兵无厌言，乃至于此”（见《明史·刘伯温传》）。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对诸葛亮的评价：“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见《清史稿》）。

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评价诸葛亮说：“端推诸葛是完人”（见《清史稿》和山东省临沂市“五贤祠”的《御碑》）。

清代著名学者王维新评价诸葛亮说：“两汉以来无双士、三代而后第一人”（见《清史稿》）。

明、清以来文人学士和官员评价诸葛亮“坐言起行”、“出将入相”、“纯臣楷模”、“法不恕己”、“威震八荒”。称赞他是“将相师表”、“王佐奇才”、“三代遗才”、“大汉一人”、“千古人龙”（见清代武侯墓、祠主持道人李复心著《忠武侯祠墓志》）。

1771年出版的世界上最知名、最权威的《大英百科全书》，称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勤政廉洁的典范”，把诸葛亮与中国文化圣人孔子和千古一帝秦始皇一起，列入了世界名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

毛泽东（1893—1976）主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亮的理政和品德我是推崇的”（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看来，诸葛亮的文化思想一直被古今中外所尊崇敬仰。
 

十、历朝历代帝王对诸葛亮的追謚与祭祀

由于诸葛亮的忠君思想和勤政、廉洁与睿智是中华民族的楷模与典范，所以，倍受封建社会帝王的喜欢与尊崇，他们纷纷给诸葛亮追封加爵，目的是树立榜样，让百官学习效法。诸葛亮生前，就是蜀汉国的丞相、益州牧、武乡侯。死后，被后主刘禅追謚为“忠武侯”。陈寿的《三国志》问世以后，诸葛亮的功德业绩和人格魅力形象在西晋的朝野影响很大，为此，晋惠帝司马衷就封诸葛亮为“封武兴王”。到了唐代，太宗李世民又封诸葛亮为“武宁王”。宋代太祖赵匡胤封诸葛亮为“忠惠仁济显应王”，元代世祖忽必烈封诸葛亮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皇帝定立帝王庙，崇祀名臣风后三十七人，而“忠武武乡侯之位在其内”。到了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皇帝胤禛“特旨以武侯从祀孔庙，诚旷典也”（见清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

自从263年后主刘禅下诏在定军山下武侯墓为诸葛亮修建了“天下第一武侯祠”以后，武侯墓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庙会，一直延续了一千七百多年，此时，官方和民间都在武侯墓以不同方式祭祀诸葛亮，堪称亘古不变的历史性盛会。正因为如此，在武侯之墓的后边，历史上就修建有“崇圣祠”，专门供奉诸葛亮被追封的牌位。

清代嘉庆五年（1800），白莲教农民起义军攻打汉中各县，声势浩大，清军屡战屡败。陕西巡抚松筠不得已请求朝廷支援，嘉庆皇帝从京城派遣军门王文雄等三员大将，又集中西北地区军事力量一起对付汉中的白莲教军，没想到数万清军最终还是被白莲教消灭而全军覆没。为了给朝廷有所交代，松筠一方面把全部责任推卸给王文雄等已死将领，另一方面，他编造出诸葛亮在定军山显圣吓跑了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的故事，来安慰嘉庆皇帝，皇帝顒琰虽然对失去将领十分痛心，但对诸葛亮显圣帮助赶跑白莲教军也十分高兴。所以，他从国库拨款九百两金银，各级官员又自愿捐献一千两，彻底整修了武侯墓、祠，使其焕然一新。竣工之后，皇帝顒琰于嘉庆八年（公元1803）八月十六日，在京城御书“忠贯云霄”金匾，“由各驿站奉旨发往沔县武侯祠，九月悬挂”武侯祠至今，以褒奖诸葛亮忠君的“神明之显佑”。从此以后，“忠贯云霄”金匾就一直悬挂在勉县武侯祠的大殿上方，成为不可多得的镇馆之宝。九月，嘉庆皇帝还御书了《祭文》，特别派遣工部右侍郎彭龄亲自到定军山下的武侯墓祭祀诸葛亮（见清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

除此之外，历朝历代歌颂诸葛亮的诗歌、文章和匾额、楹联以及碑刻等等比比皆是，有关他的成语典故、歇后语、谚语耳熟能详。诸葛亮活动过的遗址、纪念祠庙到处可见。他的相关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难看出，诸葛亮世世代代受到了人们的尊崇和爱戴，他是中华民族无可替代的形象大师，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从上述史实不难看出，诸葛亮的道德品质、人格魅力影响之大，传播之久，堪称中华民族第一人。诸葛亮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形象代言人，诸葛亮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十分珍惜，深入研究和学习，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注：本文已经在2013年7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郭清华著《三国风云定军山》刊载
 

    资料来源：山东教育     转载时间：2019年04月03日     转载网址：http://blog.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