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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文化”有着丰富内涵，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研究探索的主题
 

诸葛亮在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政策属于制度文化。《三国志》及裴注和《储葛亮集》等书集中展现了诸葛亮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军事理论、战略战术、韬略计谋。其中尤以“一对一表”最为突出出《隆中对》不仅统观全局，洞察形势，分析中肯，措施严密，展示了诸葛亮的智慧，而且全篇语句优美，铿锵有力，堪称传世佳作。《出师表》情辞恳切，通脱质朴，体现了诸葛亮的忠贞。此外，诸葛亮组织兴修水利、桥梁、道路、驿舍、栈道，亲自视察盐井、织锦、养蚕，冶铁，参与制作木牛流马、连弩等器械设计制作方面的成就也都属于“制度文化”。

诸葛亮在伦理道德、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绘画和建筑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属于精神文化。诸葛亮身为两朝大臣，无论对先主、后主都是竭忠尽智、尽责，慎始至终，直至身于五丈原军中；他知人善任，重用贤能，谦虚谨慎；对子女依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严格要求，在《饿子书》中，一讲修性立身的根本，二讲经世济民的责任；他为官尽职尽责，不为私利，身为一国丞相，生时只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死时“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总之，诸葛亮在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上、人与物质财富及其占有和享用关系上、人与人关系以及人自身等问题上都有极高的建树，因此，历史学意义上的“诸葛亮文化”观，具有永恒的研究价值。

文学上的“诸葛亮文化”观，是以史籍所记载的诸葛亮的生平、业绩、道德、情操等方面的史实为依据而发展和衍生出来的综合性文化。公元234年诸葛亮流然去世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他英雄般的伟绩和崇高的品格很快就在民间广为传颂“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历代人的不断加工、整理和改编，有关诸葛亮的传说故事更是日益丰富和精彩。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就广泛搜集了两百多种资料。此后诸葛亮的名声更加扬名四海，人们通过论赞诗文、绘画雕刻、话本戏曲、小说平话、横额楹联等等形式来表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仰慕和向往。从东晋桓温的《八陈图》开始，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歌就不绝于书，仅唐代就达40首之多，其中以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为名篇，清代沈德潜评述道：“此议论之最高者。后人谓诗不必著议论，非通言也。”促唐代大画家阎立本还绘有诸葛亮画像，宋代朱熹曾立孔明木刻像在白鹿山洞内。

金代院本中就已有三国戏，元代七百多种杂剧剧目中，三国题材剧目就有50多种，其中有关诸葛亮的剧目就有15种之多。元代中期《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的形象已被神化了，该书云：‘“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堂，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此后，在文学作品和戏曲中，诸葛亮便成了“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的形象。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吸收了宋元以来民间说唱艺人的说唱及平话的描述，将诸葛亮的才干和谋略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把诸葛亮形象推向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在这部脍炙人口的小说中，作者成功地将诸葛亮塑造成为一个高雅、睿智、充满崇高理想色彩和丰富艺术魅力的神化了的人。

这个形象比历史原型更高大、更美好，成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英雄。诸葛亮成为该书中的真正主角和维系全书的灵魂。此后，依据该书改编的戏曲、电影、电视剧以及动画、磁卡、邮票、游戏卡等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都是对“诸葛亮文化”内涵的丰富、发展和补充。综上所述，所谓“诸葛亮文化”是以历史上诸葛亮的生平事迹为源，以诸葛亮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它是世代累积型的文化，是漫长历史时期民众心理的结晶。一千年来，这一文化现象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诸葛亮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是一个值得我们永远不间断地去研究和探索的主题，是我们必须继承的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