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gsanguo@126.com 010-6543-6703
从勉县出土的三国文物看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

从勉县出土的三国文物看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

 

 

 

 

 

 

 

 

 

 

 

 

 

 

 

 

 

 

 

 

 

 

 

 

 

 

 

 

 

 

从勉县出土的三国文物看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

·郭清华·
 

七十年代以来,勉县先后出土了一批三国文物,这些文物,对研究蜀、魏战争,特别是对研究诸葛亮在汉中屯军北伐期间的活动,有重要价值。为此,本文就这些文物的有关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从农田水利模型文物看诸葛亮的耕战措施

一九七八年,笔者在勉县老道寺镇沙家庄村清理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其中, 四号墓属于蜀汉时期的夫妻合葬墓,共出土各类文物六十余件①。这些文物,除大部分生活器皿外,其中的陶陂池、水塘、冬水田模型以及持锸农俑等,是直接反映当时农田水利设施和生产状况的实物资料。过去,笔者曾将这些文物和一至三号东汉墓所出的同类型文物②,就本地区汉代农田水利建设情况,作过综合性研究③。现在纵观这批蜀汉文物,它们应与诸葛亮在汉中北伐期间的军屯耕战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

建兴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27—234),诸葛亮为辅佐蜀汉,力图统一,达到北定中原,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④的目的,率诸军来到汉中,“遂行屯于沔阳” ⑤ (今勉县),“营沔北、阳平、石马” ⑥ (今勉县的汉江以北、老城镇至旧州铺一带)。建兴七年冬,诸葛亮又将行辕相府从汉江北迁到了“南山下原上”⑦(今定军山下武侯坪)。在八年的北伐战争中,汉中始终是蜀汉具有战略意义的前线基地⑧,而勉县则是诸葛亮北伐的行辕相府和蜀军屯集的重地。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诸葛亮也说,“军以粮食为本”⑨。当年,诸葛亮兴师北伐,数十万军队屯集汉中,首先应考虑的是粮草辎重问题。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西蜀虽号为“天府”,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但距北伐前线远涉千里,疲于运输,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因此,诸葛亮不得不在汉中就地取材,解决军需。

汉中,地处秦巴之间,是一个比较宽阔的山岳盆地,山环水抱,气候温和,粮食作物种类繁多,再加“山林竹木、蔬菜果实之饶”⑩,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因此,素有“鱼米之乡”美名。从历史上看,汉中是“赋贡所出”11的地区,富庶的物资条件不但满足了当地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还保证了历史上政治与军事活动的需要。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定三秦”时,留萧何常居守汉中,“使给军食”12;汉武帝时,朝廷为了取运“汉中之谷”,曾令御史大夫张汤开褒斜道,想以此漕运”;13东汉末年,张鲁在“财富土沃”的汉中以“五斗米教”教化百姓,曾“立义舍,置义米、义肉其中,让路人量腹取用”; 14曹操征汉中时,曾在勉北米仓山下屯米“数千万囊”。15刘备夺取汉中时,法正就曾向刘备建议,夺取汉中后可“农谷广积”16。上述史实说明,汉中在蜀汉占领前,有雄厚的物质资源条件,而稻米尤享盛誉。但是,自蜀汉夺取汉中后,其物质基础与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后来诸葛亮屯军北伐的军需供应,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史料记载,汉中在汉代共有“五万七干三百四十四户,男女口二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17。但连年战争,人口流亡甚众,使汉中地广人稀,特别是,曹魏从汉中败退时,“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18,接着,又将汉中百姓迁“徙洛、邺者八万余口19。所以,蜀汉在夺取汉中后,实际只是“得地而不得民也”20,使不少土地成了无主田地。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在此屯军北伐,就不得不因地制宜采取军屯耕战措施,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21,这就是诸葛亮北伐期间实行军屯耕战的原因。据查,蜀汉在设置各地的历任官吏中,太守“兼领督农”的只有汉中郡一处,其它各郡无考。由此可见,在汉中实行军屯耕战,是诸葛亮解决北伐军需的根本措施。在当时,汉中算是蜀汉唯一的“特区”。

诸葛亮在汉中实行了哪些耕战措施, 出土文物为我们提供了参考资料和新的研究领域。

1、设置“督农”官吏,兴修水利设施。

汉中盆地,属亚热带气候,粮食作物历来生产稻、麦,又以水稻为主,直到现在,仍是陕西全省水稻总播种面积的五分之四。所以,挖塘修渠,筑坝开堰,“通沟渎、蓄陂泽”22的水利工程设施,是历代发展生产,夺取粮食丰收的根本保证。当年,诸葛亮率军到汉中后,就命吕乂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给军食”23。后来,为加强北伐的军需供应,又令杨仪在汉中“规划分布,筹度粮谷”24。同时,对西汉初年萧何在汉中所开创的“山河堰”等水利设施又“踵迹增筑”25。这些史实说明,诸葛亮在汉中曾把“督农”和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解决北伐物资的重要措施来抓。

蜀墓中,出土有陶陂池一件,圆形、直壁、平底,直径36厘米、高9厘米、壁厚1.5厘米。池内塑有荷叶、莲苞和含苞待放的荷花。池正中的大荷花叶上,蹲一只蜻蛙,似觅食而作欲跳水状。池内分布塑有鲤鱼、鲫鱼、鲶鱼、鳝鱼各一条,龟、鳖各一只,蛙四只,螺三个,菱角一个。池坎上有鸭子一只,蚂蟥一条。这种陂池,是本地丘陵地区修筑的典型蓄水设施,它依其地势,多近圆形,面积虽然不大,但对丘陵地带的农田灌溉十分适应。出土的还有陶水塘一件,长方形,直壁、平底,长32厘米、宽25.5厘米、高7厘米、并塑有青蛙一只。这种水塘,是本地平川地带的另一种蓄水设施,分布面广,对平川农田灌溉较有实效。上述陂池、水塘模型,是蜀汉为发展生产而兴修水利的实物例证,它表明,诸葛亮当年除整修延用了前人所开创的水利设施,还在汉中因地制宜地增筑了一系列适应于农田灌溉的陂、塘蓄水设施。

2、开拓农田,实行军屯;

汉中的水稻产区,主要在盆地平原及汉江干、支流的沿岸。其稻田有两个类型,一是平川地带两季田,一年产一稻一麦,比较正规。另一类是浅山丘陵地区的冬水田,这类田因受气侯与特定环境的限制,一年只种一季稻,所以又叫一季田。冬水田多因地势而就,故不规整,是丘陵地带的典型稻田。从汉中的自然条件来看,诸葛亮当年在此“督农”的主要生产形式是种田,而“筹度粮谷”和“使给军食”的主要对象又是稻谷,所以,稻田的多寡优劣将是诸葛亮生产军需的重要条件。汉中盆地,沿汉江东西横跨五个县,长约一百七十多华里,地势开阔,田原肥沃。但是,诸葛亮的北伐军大部分云集在勉县一带。从战争的需要出发,诸葛亮只能把屯田的重心放在勉县一带,不可能把军队化整为零,在汉中各县去“分兵屯田”。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当年只“休士劝农于黄沙”26。至于吕乂的“兼领督农”和杨仪的“规划分布,筹度稻谷”,是指包括汉中当地居民及驻地官吏等在内的广义,而“休士劝农”则应是指诸葛亮所率北伐军将士的军屯。

当年,诸葛亮的军队主要集结在勉县的汉水两岸平原地带,不难想象,数十万人马的驻地营帐、相府行辕,以及开阔的“教兵演武”场和行军作战场地,把勉县平川地带的田地大部占据,尽管当时地广人稀,但必竟还有一定数量的居民,他们的居住与耕地无疑大多在汉水两岸。从这一点而论,诸葛亮的军屯,除耕种无主田地外,还需开拓新的田地,以扩大耕种面积,增加收入。据《诸葛亮集·遗迹篇》载,“黄沙屯,诸葛亮所开也”,屯是指屯田耕地,开是开拓。黄沙在今勉县东二十五里的汉江岸边,南北两岸都有丘陵地带,是“开”的范畴。靠近汉水两岸的平川,田地应当早已有之,不在“开”的范围之内。所以,诸葛亮当年开的“黄沙屯”,当是指因地制宜开拓的丘陵地带的冬水田。另据《诸葛亮集·文集》载,北伐期间,诸葛亮令赵云、邓芝为疑军时,赵云曾在“赤崖屯田”。赤崖,在今勉县老道寺镇东五里与褒城镇金寨村交界的赤土岭,这里也是高阜的丘陵土包,从自然环境来看,所屯的田也只能是开拓的冬水田形式。蜀墓的出土文物中,有冬水田模型一件,正方形,绿铅釉红陶,直壁、平底。边长 31.3厘米、高5厘米、壁厚1.5厘米。田内有五条不规则形田埂,将田面分为大小不等的六个小块。在这些田块中,塑有蛙二只,螺两个,鱼类四条,鳖一只。出土的冬水田模型,正是当年开拓农田的实物例证。从考古资料来看,汉中地区的三国以前两季田模型曾在勉县27、汉中28出土过,但是,三国蜀汉的冬水田模型除在勉县发现外,其它各地的墓葬文物中不见有例。所以,推断冬水田这种稻田形式,属于诸葛亮当年军屯时开创于汉中勉县一带,而历代沿袭至今。由于冬水田属陕南特有的稻田形式,有很大的地域特色,不普遍,所以,查遍《辞源》、《辞海》等史志资料,无“冬水田”辞条和记载,勉县这次冬水田模型的发现,当填补空白。

3、军民合耕。

蜀墓中,还出土有三件持锸俑,其中,红陶两件,灰陶一件。红陶持锸俑高25厘米、宽7厘米,头戴高幞头圆巾平顶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衣,衣襟为燕尾状,足下为圆筒状,双手于胸前握一锸。锸高13厘米、把长8厘米、锸宽2厘米。灰陶持锸俑,头戴圆帽,后高前低,身穿圆领窄袖长衣,细腰,下为喇叭形,双手握锸于前,高21厘米、腰宽4厘米、喇叭口长 7厘米、宽5厘米,锸高9厘米、把长6厘米。这些持锸俑,应是当时耕作农田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红陶锸俑的衣著、造型与灰陶锸俑明显各异。灰陶锸俑的衣著和细腰及下部的喇叭形,是汉墓中常见的仆俑,应属当地居民耕作的象征。红陶锸俑的衣襟为燕尾状,其下部为圆筒状,这些特征,当是带甲军士的反映。锸,是汉代的主要生产农具。从其数量来看,锸俑红二灰一,说明耕种的军士多于当地居民。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屯军的数量和本地地多人少的情况分析,这组锸俑应当属于当时蜀军与本地居民共同耕作农田的缩影。建兴十二年,诸葛亮出师五丈原的百日中,就曾令军队“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种田,“百姓安堵军无私焉”29。由此而论,诸葛亮在汉中屯军期间,为就地取材解决军需,除开拓农田实行军屯外,还采取了军民合耕的措施。

4、发展淡水养殖业,丰富生活资源。

汉中的河流众多,水域宽阔。据不完全统计,全地区大小河流有一百八十多条,流域面积约占全地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30,所以,汉中的淡水养鱼和栽植水生植物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稻田养鱼最早见于东汉早期的汉中勉县一带31,而冬水田的养鱼资料,也始于勉县的蜀墓中。出土的冬水田中,不但有菱角等水生植物,还有鲤、鲫等四条鱼。这些水生植物与水生动物,再现了当时发展淡水养殖业的情景。从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 “分兵屯田”等一系列生产措施看,在池塘与稻田中繁养鱼类和栽植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必然是诸葛亮不可放过的生产措施之一,汉中丰富的水生资源,无疑为当时的北伐军生活提供了方便,而冬水田的养殖业,很可能首创于诸葛亮在汉中的军屯生产措施中。这件冬水田模型的发现,是研究稻田养殖业的又一新的实物资料。

另外,出土文物中,还有陶鸡、陶鸭、滑石猪、陶狗、盘角羊,这些家畜家禽,反映了养殖业的繁盛。在当时,也必然为诸葛亮的北伐军提供丰富多样的生活资源。

除上述措施外,诸葛亮还号召节俭备荒来充实军资。他说:“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32足见当时节衣俭食、艰苦朴素是全军将士的普遍行动,为备荒集资,以利北伐,诸葛亮在汉中“置赤崖库,以储军资”33,又“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34。

由于诸葛亮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后撤,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35,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
 

二、稀有的蜀币——传形五铢

在勉县的出土文物中,还有蜀国货币,其中有一枚是稀有的“传形五铢”币。

五铢币,自西汉武帝刘彻元狩五年(前118)始铸后,到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废止,一直延用了七百三十九年,是历史上流通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货币。当初的五铢币,钱重如其文,故篆书“五铢”二字。后来的五铢,因铸造不一,品种繁多,所以,钱的重量、形式、文字书体等,都有较大变化。但是,五铢二字的“五”字在右、“铢”字在左的位置始终不变。唯有蜀汉的“传形五铢”币五铢二字排列相反,其“五”字在左,“铢”字在右,且“铢”字的“金”旁在右、“朱”字在左,如反书一样。

据《三国志·蜀志·刘巴传》载,蜀汉因军用不足,刘备甚忧,刘巴建议说:“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即可解决。刘备从其言,“数月间,府库充实”。《三国志集解》云,刘备在“建安十九年” (公元214)铸有“直百五铢”,又铸有“传形五铢”,称“传形五铢”为“蜀钱”。清·杨晨《三国会要·食货》说,传形五铢如“纸背传模,其文反,五在左,铢在右,铢字亦朱在左,金在右”,并说这种铸法是当时在“戎马倥偬之际”铸钱的“省便”,反书其文,又有利“以别为其它正书之五铢,故曰传形”。因此,传形五铢是历史上众多五铢币中最特殊的一种货币。

三国时期,兵戈不断,政局紊乱,且时间较短,所以货币的铸造和流通受到影响。蜀汉仅一州之地,人口不多,故铸钱量有限,流通时间也仅四十余年,使用范围较小,所以,流传后世的也就极少。考古资料表明,各地所见的蜀币确实不多。尽管如此,“直百五铢”因有“直百”二字,易被识为蜀币,亦可见之。唯“传形五铢”实属稀见。中国古钱币学家朱活先生在介绍历代货币时,虽提到了三国蜀汉钱币除“直百五铢”外,还有“传形币”36,但也无钱图拓本,这正说明,“传形五铢”实物标本是十分奇缺的。勉县的这枚“传形五铢”,是在老道寺蜀墓中出土的。钱径为2.2厘米,厚一毫米,孔径0.9厘米,钱无廓,其外形似东汉晚期的“剪轮五铢”。除此而外,在勉县褒联一带还出土有蜀的“直百五铢”币37。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勉县所出土的蜀币,对研究蜀汉的政治、军事、经济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传形五铢”的发现,不但填补了国内实物资料的空白,而且对研究中国古代货币史,特别是蜀汉货币史,有重要价值38。根据“传形五铢”、“直百五铢”蜀钱的铸造与流传时间分析,很可能是诸葛亮在汉中发展生产经济期间使用所遗。
 

三、从勉县出土的三国兵器看诸葛亮的军事行动

由于勉县是三国时期的古战场和诸葛亮屯兵北伐的战略基地,所以,在勉县的汉江河谷与定军山武侯坪一带,经常出土有铜、铁箭镞和扎马钉、铁刀等兵器文物。在这些文物中,较有特色的是扎马钉。

扎马钉,是古代军事战争中的一种暗器,状若荆刺,故学名蒺藜,有铜、铁两种。扎马钉有四个锋锐的尖爪,随手一掷,三尖撑地,一尖直立而上,推倒上尖,下尖又起,始终如此,使触者不能避其锋而被刺伤。其尖呈三角锥形,亦有圆锥形,尖爪间每个夹角一百三十度。大的重约十五克,尖长2.7至3厘米;小的重八克,尖长1.5厘米,有十分讲究的力学与数学原理。在古代战争中,扎马钉多撒在战地、险径,用以刺伤敌方马匹和士卒,所以,俗呼为扎马钉。

扎马钉历史悠久,应用广泛。据考证,该物问世于战国之前39,西汉时曾名“渠答”40。但是,据有关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一直认为扎马钉是“武侯所遗”41,且妇孺皆识而珍藏。

诸葛亮在汉中屯军北伐期间,曾“自令作部(作)刀、斧数百枚”42,又令蒲元“铸刀三千口”43。前一次,是在建兴七年(公元229)春,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之后,记载虽未说明具体制作地点,但已知是诸葛亮在汉中期间,不应在别的地方。后一次,是在建兴十一年冬到十二年上半年间“于斜谷口”。这说明,诸葛亮在公元229至234年之间,先后在汉中作过两次兵器。从上述史实与出土文物推论,当年,诸葛亮除令人造刀、斧、箭镞等兵器之外,还对前人所创的扎马钉暗器也改革新铸过。所以,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长史杨仪率军回汉中,曾在退军道上“多布铁蒺藜”44,阻道以防魏军追击。由于扎马钉在军事上有一定实用价值,一直被历代延用。特别是,因它与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有关,所以,在勉县一带,扎马钉往往被看成是诸葛亮的智慧结晶而被群众传颂。

在勉县出土的三国兵器文物中,还有一件魏弩机。该弩机完整无损,重三市斤。在箭厢上面的右边尾部,阴刻有三行文字,一半已剥蚀难识。文曰:“黄初七年六月一日口口口监作吏箫诗已口口口师张倌耳师造口”。在箭厢右侧,阴刻有“才廿二”三字。黄初,是魏文帝曹丕的年号,黄初七年即公元226年。从铭文的排列与语法分析,前面所缺的三字,可能是造弩的单位或作坊名称,“监作吏”是职名,“箫诗已”是人名,“口口口师张倌耳”中所缺的三字,当是称之为“师”的张倌耳的某制作技术名称。最后所缺的一个字,当是“弩”或“机”字。说明这个弩机是在某作部监作吏箫诗已和某技师张倌耳的监作下铸造的,而“箫诗已”特别是“张倌耳”在当时魏国铸造兵器上比较有名。

三国时期,汉中是蜀魏争夺的重镇,堪称金戈铁马风云至,古栈烽烟照天烧。但是,必须看到,自蜀汉在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夺取汉中后,到炎兴元年(公元 263)魏灭蜀之前的四十四年中,汉中始终归蜀所辖,尽管魏于建兴八年(公元229)、延熙七年(公元244)几次进兵欲夺汉中,但都因道险受阻而未能进得汉中。因此,考这件“黄初七年”弩机在勉县出土的由来,很可能是诸葛亮北伐期间缴获魏国的战利品。这件弩机的出土,对研究蜀魏战争和诸葛亮北伐,提供了实物依据。更主要的是,对研究弩机的演变和诸葛亮改革发明的“十矢具发”的连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但由于时间短暂,历史文化上衔下续,参考资料贫乏,所以,除有确凿证据外,一般把三国文物的范围上划到东汉晚期,下划到两晋南北朝,文物上较难直接划分出三国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各地出土文物中能够直接确定为三国文物的为数不多,勉县出土的蜀汉文物,虽数量不多,但对研究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有一定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所以,笔者大胆发表粗浅看法,借以为有关研究者提供线索。

注释:

(1)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二期

(2)、(27)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汉墓》见《考古》1985年第五期

(3)郭清华《浅谈陕西勉县出土陶塘库、陂池、水田模型》 《农业考古》1982年第一期。

(4)、 (5)、 (21)、 (29)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6)、 (7)、 (26)、 (34)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8)郭清华《诸葛亮屯军汉中对北伐的意义》巴蜀书社《诸葛亮研究》1985年第一版。

(9) 《诸葛亮集·治军第九》

(10)、 (17) 《汉书·地理志下》

(11) 《华阳国志·汉中志》

(12) 《汉书·萧何传》

(13) 《史记·河渠书》

(14) 《三国志·蜀书·张鲁传》

(15) 《三国志·蜀书·赵云传》裴注

(16)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18) 《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9) 《三国志·魏书·杜袭传》

(20) 《三国志·蜀书·周群传》

(22) 《汉书·沟洫志》

(23)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

(24) 《三国志·蜀书·杨仪传》

(25)清《一统志》 ·

(28)秦中行《记汉中出土的汉代陂池模型》《文物》1976年第三期

(30)郭清华《汉中河流话古今》陕西《星期天》 1984年6月3日

(31)郭清华《勉县出土稻田养鱼新资料》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一期

(32) 《诸葛亮集·便宜十六策·治人》

(33) 《诸葛亮集·遗迹篇》

(35) 《晋书·宣帝记》

(36)朱活《古钱币》见《文物》1982年第二期

(37)欧德禄《勉县发现蜀汉古币》 《汉中日报》 1985年5月11日

(38)新华社《陕西发现一枚蜀币传形五铢》1985年 8月7日《对外新闻》;新华社《陕西发现古钱币》英文版《中国日报》1985年8月17日

(39)郭清华《扎马钉》,见《西安晚报》1983年12月 2日;见《文博》1986年第二期

(40) 《汉书·晁错传》

(41)清李复心《忠武侯祠墓志》

(42)、 (43)、(44)《诸葛亮集·制作篇》

(45)、郭清华《勉县出土三国魏弩机》见《文博》1985年第五期

    资料来源: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
    转载时间:2019年04月02日

    转载网址:http://blog.sina.com.cn/

相关链接(日)
  • 三国志学会
  • 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发展国际论坛
  • 第三届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发展国际论坛

          --《三国演义》研究与三国文化旅游(诸葛亮)

    2019年03月30日

  • 第二届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研讨会

    2018年04月01日

  • 第一届中日旅游交流与合作发展研讨会

    2017年04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