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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葛亮文化偶像的反思

2004年在湖北省图书馆“名家讲坛”的一次学术讲座

华中师大文学院 谭邦和
 

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讲这样一个题目：对诸葛亮文化偶像的反思。

诸葛亮这个形象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应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形象，而且这个影响已经千百年了。如果把魏晋以来的中国文献查阅一下，我们会发现，对于诸葛亮的赞美之词已经形成了一个历史的长卷。如今我们的时代已经走进21世纪，在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理智地面对这样一个形象，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发现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建设现代文明非常重要呢？

首先我必须做一个划分，诸葛亮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而历史人物的诸葛亮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因为历史人物有历史人物的评价方法。我们更为熟知的是作为文学形象的诸葛亮。诸葛亮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走进了文学作品，走上了戏剧舞台，走上了说书场，走进了长篇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形象。文学形象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但是我更要讨论的是诸葛亮这个形象又走下了文艺舞台，走出了文学世界，回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对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这时候的诸葛亮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是一个文化偶像，是一个偶像化了的文学形象和历史人物。所以我们划分成三个阶段和三种形象：历史人物——文学形象——文化偶像。我们讨论的主要是后面的两个阶段，特别着重最后这个阶段。诸葛亮从生活走进文艺，又从文艺走回生活。当他回到生活以后，他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对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

我曾经在一次全国《三国演义》的讨论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说人们对诸葛亮的赞美已经太多太多，而我不想在这个历史的长卷上再增添一篇美文，我觉得有很多问题我们过去没有发现，或者没有在意，其实这些问题可能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我到过河南的南阳，南阳这个地方在汉代非常了不起，人杰地灵，出了很多文化名人。现在南阳人最引为骄傲的是这样三个人：一个是发明了地动仪的张衡。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美的可以预测地震的仪器，这个仪器不但有科学的价值，而且美，有审美的价值，我想足可以作为我们中国古代科技的美丽象征。张衡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我们称他为“科圣”可能不太过分，就是说把他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可以的。还有一个人物是张仲景，就是写出了《伤寒论》的那位张仲景，在我们的祖国医学中医学的领域里，《伤寒论》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理论经典，至今还在指导我们祖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所以如果我们把张仲景称一声“医圣”，可能问题也不是太大。就像我们把湖北的李时珍称一声“药圣”有什么问题呢？两位了，那还有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诸葛亮。尽管南阳人和我们湖北的襄阳人不断地在争论：诸葛亮隐居在南阳还是襄阳？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只要认定，南阳人是始终把诸葛亮作为他们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就可以讨论问题了。那么这样三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差不多相近的时代出现在南阳，这确实是一个文化奇观。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区别，在八十年代以前及更早，我们知道南阳是有个武侯祠的，供奉在里面的诸葛亮一直是香火隆盛的，官方和民间都非常重视。武候祠修得神圣庄严也可以说豪华吧，而张衡、张仲景的墓据说长期荒坟乱草，无人理睬。当我们的思想观念进步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非常明白张衡、张仲景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多么重要的存在。但是为什么张衡、张仲景的墓长期荒坟乱草而诸葛亮受到这样隆重的纪念呢？他们的区别在那里呢？如果说我们把张衡称一声“科圣”，把张仲景称一声“医圣”，那么诸葛亮称一个什么“圣”呢？各位女士先生，你们觉得诸葛亮称一个什么“圣”比较合适呢？

（有听众回答：“智圣。”）

“智圣”？好。那么请问，张衡发明地动仪不要智慧吗？张仲景写《伤寒论》不要智慧吗？

（有听众回答：“技圣。”）

“技圣”？“技圣”的实质还是智慧，而若称为“技圣”那是较低层次的智慧了。

张衡的地动仪和张仲景的《伤寒论》同样需要智慧，只不过他们的智慧有不同：张衡是科学的智慧，张仲景是医学的智慧，诸葛亮的智慧则主要是政治的、军事的、战争的智慧，所以如果把“科圣”、“医圣”、“智圣”放在一个层次上比较，无疑“智圣”两个字不能概括诸葛亮这个文化偶像实质性的特征。其实诸葛亮是因为什么得到历代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御用文人当然还有民间的老百姓——明白的或者不明白的老百姓——对他的隆重纪念呢？我想也许应该称他为“德圣”，更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德”，“道德”的“德”。这里就必须涉及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伦理政教型的文化支配社会。简单地说，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德性文化。德性文化同智性文化相比较，中国人在处理道德与智慧的相互关系时，始终把道德放在首位。在德性文化当中，道德始终支配智慧，智慧始终服从道德。而这个道德又往往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统治的工具，所以道德的工具化是中国文化史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工具化了的道德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几千年稳定地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而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几千年稳定的延续之中，诸葛亮这样的文化偶像是否发挥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我们从文学上看，诸葛亮形象是个什么样的典型呢？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称，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关羽是义绝，曹操是奸绝，孔明是智绝。但在另一地方，他对“三绝”重新描述：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这个地方的概括才是全面的。诸葛亮是贤相的典型，是贤相的最高代表。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贤相？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贤相？无疑必须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智慧，而且这个智慧应该是第一的，天下第一的，最高的。就是拥有最高的智慧，才可能被统治者挑选作为人才来辅佐自己的统治，所以最高智慧是贤相的必要条件。至于在实践过程中统治者能不能选到和得到最高智慧的人，很难说，但理想状态是拥有最高智慧的人才能成为贤相。但是拥有最高智慧是否就能成为贤相？不一定，曹操的智慧其实绝不比诸葛亮少，但曹操的文学形象就不能算贤相的典型，相反，他是奸相的典型。另一个人是司马懿，他也有“最高智慧”，但同样没有得到历代人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历代官方的提倡。这就说明仅仅拥有最高智慧并不能成为贤相，有一个更要紧的条件，这个拥有“最高智慧”的人还必须拥有“最高道德”。“相”指向的是才能，“贤”指向的是道德，所以“贤相”的文化结构应该是最高智慧与最高道德的完美结合，而在最高智慧和最高道德的相互关系中，最高智慧必须服从，无条件地服从最高道德，最高道德应放在首位。如果只具有“最高智慧”而不具有“最高道德”被选出来做官的话，就只能成为“奸相”而不能成为“贤相”，就会留下骂名，成为反面角色，就像曹操、司马懿之类。

这个所谓“最高道德”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就是忠诚，就是对帝王的不假思索的绝对的忠诚。忠诚两个字很美，忠诚被看作是一种传统美德。但我把贤相对君主的忠诚最实质的内容说出来，大家来看还是不是值得被称颂的美德。实质内容就是这两个字——“服从”，就是对君王绝对的不假思索的毫不犹豫的服从。这就是所谓贤相的道德。如果服从到最绝对的程度就是最高的道德。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把贤相的文化品格这么一分析，一挖掘，我们挖掘出来的东西就是这种东西。也许我们已经说出了为什么诸葛亮比张衡、张仲景得到更隆重的礼遇、更隆重的纪念的原因。

文化偶像的存在是要用来发挥一种作用，是要通过它的存在来提倡某种东西。一个拥有最高智慧的人，他不假思索地服从，那我们其他没有拥有“最高智慧”，甚至谈不上智慧的普通老百姓，应该如何呢？元代散曲中有一个名篇，《高祖还乡》。刘邦衣锦还乡，乡民在迎接跪拜刘邦时，有这么两句形容：“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展脚舒腰拜”，非常优美的姿势，绝对是要经过训练的。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朝廷里的仪式，非常庄严，非常神圣，非常规范，也非常优美，都是要经过严格训练的。朝廷里的仪式规范化是要对民间起一个典范作用，我想诸葛亮作为贤相，作为文化偶像发挥的作用在于，他是亿万人群跪倒在封建君王面前“展脚舒腰拜”最前面的那一位。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是张衡、张仲景得不到礼遇，坟墓荒芜，而武侯祠庄严神圣、香火不断的原因。这里有一种功用在，有一种功利在。

我们回到《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与诸葛亮的君臣遇合一直是个佳话，千古佳话。我们一直为刘备三顾茅庐而感动，已经感动千百年了。所谓“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唐]杜甫《蜀相》），这一对君臣是封建专制文化最美妙的典范性形象。我觉得我们很糊涂。我们误读了“三顾茅庐”。我们被迷惑了。刘备的行为有什么值得感动的？甚至还要千百年的感动下去呢？

我们先看看刘备是在什么处境下去聘请诸葛亮的。在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处境艰难，始终没有根据地，政治生命乃至自然生命都濒临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得到一个能够改天换地的大人才，来辅助他，来改变他的政治命运，当然也挽救他的自然生命。这时诸葛亮的出山，实际上，我说得刻薄一点，只不过是挽救了一个行将灭亡的军阀。因为，诸葛亮也好，刘备也好，他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并没有贡献什么实质性的新鲜玩意儿。他们要达到的目的，同曹操、孙权、袁绍等军阀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他们要达到的是同样的目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管是谁得天下，老百姓的命运都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只知道，如果在和平年代，老百姓多少会过得安稳一点。诸葛亮出山，挽救了一个行将灭亡的军阀，使天下三分，使乱世更长，多了几十年的分裂，多了几十年战争，多了几堆白骨，仅此而已。所以从目的性上说，刘备是功利的，并不是什么对于人才的慈善心肠。我们难以设想，当刘备已经取得成都，得了西川，甚至登基，还有没有耐心到民间去请一个草野之人。而且，刘备也多次坦白过他要达到的目的。刘备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今与我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暴，吾以仁；操以急，吾以宽；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可见他最终目的是要成事，成他刘家天下的事。这个刘已经是刘备的刘。然后他所谓的“仁”、“宽”、“忠”，都成了他的工具。所以我说“道德的工具化”，或“工具化的道德”，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从刘备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值得感动的。而从诸葛亮这一角度看：他的人格结构是儒道兼修的。就是说他既懂得儒家的学问，也懂得道家的学问，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方面，我们这里讲的是他既有儒家的人格，又有道家的人格，儒家的人生态度和道家的人生态度，儒家的人生观和道家的人生观在他的思想性格里边交织在一起，矛盾的，并且斗争的。儒道互补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基本路线。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往往都是儒道兼修的。这两种人生观，两种生存哲学都在中国古代文人脑袋里纠缠着。就目前的状态看，诸葛亮没有出山，他活得潇洒，自由，很自我，用一句京剧的唱词说，他这时候的状态是，“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这是诸葛亮目前的状态，这是一种很美妙的生存状态，很自由，很潇洒，不受别人的束缚。“散淡”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一种很高的生存境界。想做到“散淡”是很难的。儒家的人生观讲群治，讲进取，讲事功，讲经世济民，讲兼济天下。道家的人生观讲自我，讲退隐，讲无为，讲潇洒解脱，讲独善其身。诸葛亮目前是道家的人生观支配他的生存，自我感觉是相当好的，我们从中国古代文人的各种表述中可以看出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总希望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所以倾向于儒家的人生观，功名富贵。但是在审美，在理想状态里面，人们更赞美道家的生存哲学和人生境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古代那些做了官的文人，经常性的一种心理状态是“身在魏阙，心在江湖”。一方面，摆脱不了功名富贵的诱惑，一方面又渴望像江湖中的隐士们那样生活：他们活得多么高雅，多么潇洒，多么自由啊，充满了羡慕。诸葛亮应该有一千种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出山，因为出山以后，他就做不成“卧龙岗散淡的人”了。但是，他也有一千种理由说服自己出山，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太多聪明智慧，而且这些智慧还主要是政治的智慧，战争的智慧，外交的智慧，在草野之中，他也时常在勾画着如果自己的智慧介入其中，这政治局面会出现什么变局？所以草庐之中已经三分了天下，他也希望得到一个机会展现自己的政治才干，军事智慧，还有许多计谋。很矛盾，至少是诸葛亮并不是那么简单地，不假思索地愿意出山，做出选择是痛苦的，矛盾的。因为这两种生存状态各有价值，而道家哲学支配的那种生存状态似乎更为美好。我们知道了这种矛盾，才会懂得，刘备为什么不只走一趟，因为诸葛亮不是愿意轻易出山的。张飞认为一个草野之人，还用得着大哥亲自去请吗？“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唤来便了。”二顾不遇之后，张飞有点恼羞成怒，说：“今番不须哥哥去，他如不来，我只用一条麻绳捆将来！”张飞头脑简单，唤来的人能用吗？捆来的人能用吗！要亲自去请，所谓“礼贤下士”也。为什么要亲自去请呢？感情投资嘛，要感化他，俘虏他，征服他的心，才能彻底为我所用。

我想打个比方，现在大学生毕业不太好找工作，工人下岗后要找活干，如果这时有人给我们介绍一个不错的单位，并且说老板要亲自来请，当面跟你签约。这时候我们会如何对待呢？我们会迫不及待，焦急等待，手机通宵都不敢关掉，生怕错失良机。可诸葛亮却潇洒地出游去了。为什么？矛盾啊。刘备一顾不遇，很沮丧，这是诸葛亮有意识地回避。这实际上是君主对人才的的征服与人才不肯轻易就范的一场战争。从诸葛亮这方面来说，两方面都有，既是躲避，也是试探。作品告诉我们，诸葛亮不是不知道刘备要来请他。根据是，徐庶已经专程前来告知。徐庶是个孝子，他的母亲被曹操扣为人质而逼他就范，他只好离开刘备。在他走时，他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说诸葛亮是天下第一的人才，并在去曹操那里之前专程前往告诉了诸葛亮他的推荐。如果诸葛亮特别渴望而且毫不犹豫地向往这份工作的话，他应该高兴而且感谢这位好友的关照。可诸葛亮却发脾气甚至变脸了，《三国演义》是这样描写的，“孔明闻言作色曰：‘君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你把我当猪羊一样进贡啊！）说完之后竟“拂袖而入”，徐庶也觉得做了对不住朋友的缺德事，所以“羞惭而退”。

可见诸葛亮是不愿轻易放弃目前的生存状态的。所以刘备的一顾不遇不是偶然，是诸葛亮的有意躲避，他仍试图在两种人生观的斗争中战胜自己。刘备虽然沮丧，但转念一想，如果一顾即得，那感情投资不够，并不是好事。有二次三次其实更好，你每次的躲避都为我提供了更多感情投资的机会，我非要把你俘虏不可。我说刘备是感情投资，这也不是冤枉刘备，这也是他自己坦白的，不但孔明的躲避有利于他的感情投资，就连老天爷下的一场大雪使他们行走不便，刘备也认为是有利于加大感情投资的分量的。二顾之时，风雪交加，天寒地冻，张飞提议回新野以避风雪，刘备却说：“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老天爷是在帮我的忙呢。如果说孔明没有躲避，一个招呼就来的话，他的“殷勤之意”怎么表达得出来。而这场风雪，显然也帮了刘备的忙，让他把“殷勤之意”表达得更加透彻。当代小说家李国文评点《三国演义》，在刘备说出这句话时，李国文批道：“这话说出口来，便是小人嘴脸。”跟我的感觉差不多，真是所见略同。二顾不遇，第三次又来，这是个进程，每次不遇，诸葛亮都是知道的，“殷勤之意”应该都被传达了，刘备正在不断接近目标，走向最后胜利。

到第三次时，诸葛亮终于在家了，但在睡午觉。今后大家再去南阳武侯祠，应该好好欣赏一下刘关张三人耐心等待诸葛亮睡午觉的蜡像的群雕。在这组蜡像面前我陷入沉思，当年这几个人的心态是怎样的呢？我试着填写他们内心的潜台词。诸葛亮睡得着吗？在儒道人生哲学中间做出艰难抉择的当口，即使睡着了，迷迷糊糊地也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吧。他如果知道刘备在耐心等着他醒来，一定觉得十分失礼：“刘备，你赶快走吧，第一次来我躲了，你来第二次，第二次我躲了，你来第三次，我在睡午觉，不理你，你也能忍受。你如此耐心，我就太失礼了。 ‘士为知己者死’，也许你给了我的人生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是我这“卧龙岗散淡的人”就做不成了，我一生的清静、潇洒、自由就都没有了，所以你赶快走吧，你不走，我就只好醒过来跟你走了。”张飞是极不耐烦了，我们来第三趟了，你还敢赖在床上睡午觉不起来，我到后面草棚去放把火，看你还睡不睡得着！关羽呢，听大哥的，大哥说等我们就等吧。刘备呢，内心激动，窃喜，猎物即将到手人才即将入彀的激动与窃喜：“睡吧，好好地睡吧，这是你最后一个午觉了！” （听众大笑）确实如此，诸葛亮这个午觉醒来，就再也没有睡过午觉了！（片刻，听众会心大笑）而刘备却可以天天睡午觉了！（听众再次大笑）他不过跑了三趟路，就俘虏了一个天下无双的大人才，为他舍生忘死，鞠躬尽瘁，为他打造西蜀一座锦绣河山。如此功利而且收获丰盛的“三顾”，我们值得为此千百年地感动吗？我们甚至要把它作为我们民族的一个文化情结代代相传？永远不去思考一下其中的秘密？我们民族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盲目性是令人吃惊的。所以我们今天对它做一点颠覆性的思考，实在是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三顾茅庐”所包括的文化，就其最实质性的核心内容来说，已经是我们现代文明要抛弃的东西了。

诸葛亮出山了。在这场人主与人臣之间试探与征服的战争中，我们一直以为诸葛亮是主动者，他一直游刃有余地把握着进程，他让刘备一顾不遇，二顾不遇，三顾睡午觉，好像是在调戏刘备。但从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来看，胜利者无疑是刘备。刘备才是真正的导演，老天也帮了刘备，来一场风雪，让他的殷勤之意表现得更加透彻，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贤相”走到了刘备身边，这是一个拥有最高智慧又有最高道德相匹配的完美的人才。

中国的文人都想成就事功，追求名利，所以对诸葛亮得到刘备礼遇的故事，艳羡不已。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君臣关系确实很好，那是君臣共度艰难的时期，刘备一切唯军师之命是从，他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说服所有人，包括关羽、张飞等人听从诸葛亮的指挥。然后得荆州，入西川，天下三分有其一，与曹操、孙权成了鼎足相争之势。但称帝之后，他的帝王性格就开始表演了。刘备要请诸葛亮入川，谁接替诸葛亮守荆州呢。荆州是一个军事要地，进可攻，退可守，是西蜀门户，挑选守将非同小可，应该有很多人选可以胜任，但有一个人不合适，那就是关羽，因为关羽自视甚高，刚愎高傲，有时甚至不太讲礼貌，让他在荆州前线跟东吴搞外交，容易破坏吴蜀联盟。而以当时的情况，曹操强大，孙刘弱小，吴蜀联盟是两国的基本国策，镇守荆州的人必须充分认识这个国策，理解深透，切实执行，才能胜任这个职位。诸葛亮当然明白这一点。但刘备派来送信的人是关羽的儿子，暗示他的意思是让关羽守荆州。诸葛亮明知不妥，但这是刘备的意思，臣下怎能违背，只好让关羽镇守荆州。而这无疑是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后来的事实是关羽果然破坏了吴蜀联盟，丢了荆州，他自己也因此败走麦城，丢了脑袋。

关羽死后，刘备很恼火，执意兴兵伐吴，又一次表现他的帝王性格。即使关羽死了，刘孙联盟现在也还破坏不起呀，但众臣谏之皆不听，诸葛亮也进谏无效。张飞也因心情恶劣，虐待下属，被暗杀。刘备更决意讨伐东吴，结果被东吴火烧连营七百里，最后死在了白帝城。

在这里又留下一段千古佳话，叫做“白帝托孤”。于是《三国演义》里边一幅十分重要十分值得鉴评和思考的图画出来了。

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在大话名著，漫画名著吗，我觉得《三国演义》里有一幅图应该大话特画：一个天下最聪明的人（诸葛亮）跪倒在天下最愚蠢的人（“刘后主”三字在我们生活中已经被用作傻瓜的代名词）面前，俯首称臣，绝对服从。这是《三国演义》中十分重要的一幅画，这幅画对中国人的生活和历史影响十分深远。历代君王和他们的文武忠臣非常欣赏这幅画，他们不断地指着这个画面对人们说：“这就是中国道德！这就是中国道德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最高境界的中国道德！”

接下来我们看到诸葛亮继承先主遗志，六出祁山。六出祁山，这出诸葛亮后半生的连场戏，与其说是在表现诸葛亮的军事谋略和战争智慧，倒不如说更主要是在表现诸葛亮对先主遗志的忠诚。也就是，与其说是智慧的不如说更是道德的。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六出祁山，诸葛亮几乎是打了一场根本没有胜利之可能的战争。没有胜利之可能的战争为什么还要打呢？这就是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道德精神。

可是刘后主领情吗？

六出祁山打得很艰苦，整体上说，劳民伤财，而诸葛亮自己则劳心损寿。但有一次在跟司马懿作战时还是打出机会来了。司马懿很狡猾，一看不行了，连忙改变策略，坚守不出，唆使降将潜回成都向宦官散布流言，诬蔑诸葛亮有怨上之意，早晚要自己称帝，宦官遂向刘后主进谗言，建议刘后主诏回孔明，削其兵权。诸葛亮是以忠诚而著称的，而刘后主用他的傻瓜脑袋一想，怕诸葛亮真有不轨之心，于是马上下诏令其班师还朝。这道诏令使诸葛亮陷入了两难困境：回去吧，好艰难打出的局面毁于一旦，机难再得，是不智；不回去吧，就是“欺主”，是不忠。“道德”与智慧严重冲突。诸葛亮无可奈何地回到成都，面见后主，我前方军情紧急，主上忽诏我回，有何大事？刘后主见诸葛亮一个命令就回来了，无言以对，只好说，没什么事，丞相长期在外，我好久没见你，想你了。一个忠臣就这样被傻瓜皇帝调戏了，工具化的道德在蹂躏智慧呀。

我们推崇诸葛亮文化形象的时候，常用八个字对他的精神进行概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我们非常推崇的一种精神，但我觉得并不准确。因为说“死而后已”是一种消极修辞，那意思说我活着这条命是交给你刘备了，谁让你为我跑了三趟路呢！我死后那就管不着你的事了。而诸葛亮是“死而不已”的。我不是说诸葛亮劳心损寿吗，他终于早早地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走到了秋风五丈原。诸葛亮的生命终于到了尽头，那就“死而后已”吧！不，他想到自己还没有完成先主遗愿，于是千方百计为自己挑了个比较理想的接班人。他要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把接力棒亲手交给姜维，他要把自己脚上的红舞鞋脱下来亲手给姜维穿上。有一部西方电影叫《红菱艳》，讲一个舞蹈演员有一双红舞鞋，这双红舞鞋有魔力，只要一穿上便不由自主地跳舞，停不下来。刘备三顾茅庐，就是为诸葛亮穿上了一双这样的红舞鞋，他就因此而为刘备舞蹈了一生，这双红舞鞋他还不肯带到坟墓里去，他死后还要让姜维穿上。姜维果然接过接力棒，穿上红舞鞋，九伐中原。

战争当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还是打出过机会，而刘后主又重演当年的故事，把姜维投入尴尬之中。一次姜维与邓艾作战，邓艾看战局不利，遂估伎重演，派人去成都通过奸宦向刘后主进谗言，于是刘后主又发诏令，召回姜维，让姜维陷于诸葛亮同样的两难境地，只好前功尽弃。三国演义有许多版本，毛宗岗的评点本在文本方面是有很多改进的。在姜维被召还的那一回，有两句结诗：“乐毅伐齐遭间阻，岳飞破敌被谗回”，很值得回味，这是对毛本的重要改进。因为，这就把四个同类型的故事串联起来了。从时间分布来看，乐毅故事是战国的，是三国以前的故事，岳飞故事是宋代的，是三国以后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共同特点是，在战争中，当战局不利时，利用敌方的将帅对自己君主的忠诚，通过向敌方君主进谗言，使敌方君主把自己的军队召回，更好的效果是，敌方的君主自己把自己的将帅干掉，这叫反间计。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是历朝故事。岳飞在节节胜利即将直捣黄龙的关键时刻，金人用计让昏君用十二道金牌把他召回，岳飞忠君爱国不能兼得，最后选择了忠君，选择了服从，置抗金大业于不顾，班师还朝。为了忠诚到底，还把儿子、女婿叫来一起坐牢，最后一起死在风波亭。这样四个故事，从战国时代一直到宋代，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我们记得袁崇焕的故事的话，如果我们还去搜索一下历史的记载的话，这种悲剧的延续好像还要没有止境地演下去的，作品就把我们的思维引向了更加宽阔深远的思维视野。愚蠢皇帝调戏忠臣，不是个案，不是个例，是几千年来不断上演的故事。而我们知道，有时一场战争就被这样的儿戏陡然转变了形势，历史的局面就转了一个大弯。我有时想，黄河为什么九曲十八弯呢？那每个大弯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啦！这两句结诗，把四个故事排列在一起，使我们能从作品中走出来，走向封建社会的全历史的反思。因此，来解剖诸葛亮这样一个已经偶像化了的文学形象，来看看他的内部结构，看看它的社会功用，实用价值，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过去比较愚昧，我们上当受骗太久。

我们始终把诸葛亮作为一个正面形象不断提倡，实际上是十分盲目的，这里面也许藏着一个秘密，一个统治者的秘密，一个关于统治术的秘密。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专制制度在几千年里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原因何在？诸葛亮们，岳飞们，这些文化偶像，他们是否为作了特殊贡献？这是我们很少去思考的。我们正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建设现代文明，在二十一世纪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让我们民族生活得更加自由美好。我们确实应该回头去想想这些问题。要前进就必须清扫道路，而我们文化进步的道路上堵着很多偶像。我们可能要把某些偶像搬开，才能顺利地前进。马恩曾经说过，人类为了文化的进步，常常必须实行对于“神圣事物”的“亵渎”。换句话说就是要推倒偶像，我们这个民族才能从对历代封建帝王“展脚舒腰拜”的状态里面解放出来，站立起来，我们才能用自由的、创造的心态去奔我们民族的美好的未来。

附注：此文后来发表在《2005明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出版。